种植结构、区位因素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优化土地种植结构,进而整合农业生产资源,逐渐成为各地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江西省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种植结构、区位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会显著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的提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越大,其对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的贡献越大;(2)不利的地形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具有显著负效应,即丘陵山地会显著抑制农业收入的增加;(3)家庭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越高,但其工资性收入会明显降低;(4)家庭总人口数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户主年龄会显著抑制农户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调控农村耕地资源,促进种植结构优化调整;发挥区位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引导生产经营;增强农户人力资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建议。     

农地流转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3年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四省(区)1872个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就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而言,农地流转能促进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总收入提高,相比较而言,农地流转更利于转出户增加家庭总收入。就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影响而言,尽管农地流转不利于转入户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但有利于其经营性收入增加,且农地流转所带来的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效应足以抵消工资性收入的减少效应,从而有利于转入户家庭总收入增加;农地流转有利于转出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从而有利于转出户家庭总收入的增加。     

生产环节外包改善了农户福利吗?——来自长江流域水稻种植农户的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生产环节外包对农户福利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六个长江流域粮食主产省份1027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了生产环节外包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较高比例的样本农户选择了生产环节外包,但主要集中在整地与收割环节。第二,生产环节外包能够通过资源配置与专业分工机制改善农户福利,表现为在反事实假设下,实际参与生产环节外包的农户若未参与生产环节外包,其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将下降6.0%,实际未参与生产环节外包的农户若参与生产环节外包,其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将增加9.6%。第三,从生产环节差异性来看,田间管理环节外包的福利效应高于其他生产环节,而播种环节外包的福利效应不显著。第四,从群组差异性来看,决策者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以及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福利效应更大。     

农户创业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吗——基于RIF回归分解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讨农户创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农户创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次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分解实证考察农户创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创业的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农业创业对农户有显著增收效应,且随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非农创业仅对中高收入农户具有增收效应。(2)农户创业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收入分解结果表明:结构效应是造成农业创业农户和不创业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因,特征效应是造成非农创业农户和不创业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因。(3)分解特征效应和结构效应表明: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特征差异和特征回报率差异是造成创业农户与不创业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要素。     

生态旅游发展如何影响农户收入——云南省国家公园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7月~8月在云南省4个国家公园的432份农户调查问卷,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前后,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农户和未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农户在收入方面发生变化的差异。从基本回归结果看,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相比较,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均财产性收入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但是与是否参与生态旅游发展无关;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对农户的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没有显著性影响。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农户的读书时间、家庭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参与生态旅游发展时间正向影响农户的人均总收入,家庭人口数对农户人均总收入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耕地面积和参与时间对人均财产性收入有正向影响;参与时间会正向影响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人口数对人均工资性收入有负面影响。     

移民搬迁对林区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基于川西高山林区水电工程移民的调查数据

川西高山林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区域,更是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和移民安置区。区内水电移民搬迁农户发展面临着自然环境约束和增收致富的双重挑战。文章基于川西高山林区8个县的430份微观调研数据,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从家庭生产要素配置角度,实证分析了水电移民搬迁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并系统讨论了农业、林业和非农就业对移民搬迁增收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迁入地非移民户相比,水电移民搬迁家庭年人均收入高出5838.78元,增幅为38.90%。在农业生产方面,水电移民搬迁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减少0.02公顷,农业从业人数占比减少8%,年人均农业收入减少5113.63元;在林业生产方面,水电移民搬迁家庭人均林地面积减少3.78公顷,林业季节性劳动力投入总天数增加47.76天;在非农就业方面,水电移民搬迁家庭非农就业占比提升了12%,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3645.81元。（2）异质性分析表明,与非产业园区安置方式相比,产业园区安置方式对水电移民搬迁家庭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文章从拓宽水电移民搬迁农户的增收渠道、加强安置区产业发展以提高就业带动能力、完善搬...     

小农户组织化获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收入增长——来自微观农户调查的证据

农民增收问题备受社会各界重视,小农户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获取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待验证。基于对山东省博兴县372个种粮小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分析了小农户组织化获取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组织化获取农业生产性服务可以显著提高小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23.03%）和非农收入（23.12%）,对农业纯收入也有正向影响。(2)从不同组织模式看,村级代理托管模式和土地入社托管模式均能显著提升小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和非农收入,且土地入社托管模式的提升效应高于村级代理托管模式。(3)村级代理托管模式对小农户农业纯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土地入社托管模式则相反。因此,应充分发挥村集体的统筹协调功能,不断提高小农户在获取农业生产性服务时的组织化程度,同时强化农业服务主体建设,更好地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     

要素市场改革下农户非农就业的增收逻辑

非农就业能否继续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到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本文从要素差异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基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CFPS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边际效应及群体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会通过改变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提高其家庭收入,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明显。参加非农就业会促使农户租出更多土地,同时在农业中以资本代替劳动,进而实现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双重增长。农户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从数量型转移到人力资本型转移的转换过程,这使得非农就业促进农户增收的边际效应存在“倒U型”趋势,当家庭非农化程度很低或很高时,非农就业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具体来说,随着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不断提高,非农就业对非农收入的提升效应先升后降,对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持续下降,对总收入的提升效应亦是先上升后下降。要通过非农就业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努力实现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同时增加的“双引擎、双保险”模式。     

农户家庭农地依赖度测算及多维生存状态评价 ——以湖北省武汉市和孝感市为例

研究目的:以在湖北省武汉市、孝感市抽样调查的714户农户家庭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户家庭农地依赖度及多维生存状况,为改善农户家庭生活质量、制定精准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根据农地依赖度将农户家庭分为非农发展、农业自给、农业增收、农业辅助、农业经营和农业生存6类,并构建多维生存状态评价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1)受访农户农地收入依赖度较低,武汉市、孝感市分别有49.70%和45.50%的家庭农地经济收入贡献率低于10%;(2)食物供给功能是农户农地利用的主导功能,农地食物依赖度介于40%～50%的家庭占比最大,分别占武汉市、孝感市受访样本的35.12%和30.69%;(3)农户农地生存依赖类型分化显著、生存状态结构差异明显,武汉市农业增收类家庭生存状态相对最好,而孝感市非农发展类家庭生存状态相对最好,且武汉市农业生存类家庭占比显著低于孝感市;(4)农地依赖较低的家庭恩格尔系数较高,在医疗保障普及率方面有所欠缺,而农地依赖较高的家庭则还在受教育程度、生活现代化水平方面表现较弱。研究结论:农户农地依赖度呈现多样化分组,建议政府通过农地换保障、增加非农就业、补贴农地流转等途径引导低农地依赖度农户退出农地,鼓励高农地依赖度农户成为专职经营主体。     

农户专用性投资、农社关系与合作社增收效应

农户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即"农社关系")对农户农业收入增长的影响是合作社政策效果评价中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农户专用性投资影响农社关系,进而导致农户农业收入差异的理论框架;然后利用中国15省微观调查数据建立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通过构建反事实场景分析了差异化农社关系下农户的农业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专用性投资有助于形成紧密的农社关系;随着农社关系由非社员逐步向影子社员、松散社员和紧密社员转变,农户的农业收入分别提高8.01%、1.65%和2.46%;而对政府更为关注的低收入农户而言,当农社关系由松散社员转向紧密社员时,合作社的扶贫增收效应更明显。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 ——基于匹配倍差法估计

研究目的:探讨PPP模式农地整治和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分别对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的减贫增收效应及其差异。研究方法:可持续生计框架、问卷调查法、匹配倍差法。研究结果: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对非建档立卡户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但增加值较小;PPP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作用,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PPP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应重视农地整治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PPP模式农地整治的扶贫,完善相关政策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同时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项目区内农户全部脱贫。     

贫困县农户收入增长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

本文通过对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新化县农户收入增长、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减少,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越来越依重于工资性收入,家庭劳动力的兼业化倾向日趋显著.并且通过与沿海发达地区农户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实现贫困县农户收入增长,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根本在于加快贫困县农村劳动力的兼业性转移,尤其是向农村第二、三产业转移.     

湖南省5市农地流转对农户增收及收入分配的影响

研究目的:从农户微观收入视角和收入差距变化视角,分析湖南省农村土地流转对不同参与农户增收及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基尼系数测算法。研究结果:(1)农地流转有效增加了参与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且转出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转入户。(2)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家庭人均收入、人均种植业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关键因素有家庭纯务农比例、单位面积土地收益、农业投入增加值;对转出户家庭人均收入、非农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关键因素有家庭在外打工比例、固定资产值、补偿金支付;其中土地流转面积和签订转租合同对流转户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家庭财富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在农地流出后逐渐明显,拉大了转出户的收入差距;转入土地后农户家庭实现规模化经营和生产效益的增值,使转入户的收入差距缩小。研究结论:应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的政策,积极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提高流转效率,促进农户增收,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农地流转中的政府作用与农户收入 ——基于贵州省608户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探讨农地流转中的政府作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贵州省608户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政府作用对转出户的收入效应,并进一步对比不同干预形式影响效果的差异。研究结果:(1)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作用可以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受到两种干预的转出户分别占比82.21%和13.70%,当前以直接干预为主;(2)直接干预影响交易实施,促成农户与企业、合作社之间的流转,间接干预影响交易环境,促成农户与种植大户之间的自主流转;(3)政府干预农地流转中,转出户的租金收入未能完全补偿农业收入的减少,非农收入和总收入均未明显提高,即使将租金提高到农户期望水平,转出户土地报酬不再显著减少,总收入仍未明显增加;(4)与间接干预相比,政府直接干预下农户的农业收入更高,租金、非农收入和总收入的差异为正但不显著。研究结论:政府作用虽已内嵌于农地流转交易中,但政府干预下的对转出户的增收效应尚不显著,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果差异不大,仅依靠合理显化租金不足以促进农户增收,实现农户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更为重要。     

粮食主产区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用:增收效应及要素贡献分解

本文基于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总收入、收入结构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回归调整方法,分析内在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采用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显著提升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且会加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根据农户收入增长的分解结果,按照中间要素贡献度的大小,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收入的提升效应依次是劳动力优化配置、服务专业化分工和土地规模效应。     

生产外包服务对小农户劳动力配置的优化作用——基于成员就业决策和家庭收入的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分别从农户老年和青年成员的劳动就业决策的角度,分析了生产外包服务对小农户劳动力配置的优化机制,并从家庭收入及结构角度检验生产外包服务对劳动力配置的优化结果。结果表明,对于采用外包的农户来说,相较于不采用外包的反事实情形,其60岁以上老年劳动力的农业参与率会提高58.3%,但45岁以下青壮年农业参与率并没有明显变化,务工者平均务工时间要高出3.98个月,务工者占比提高0.137,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分别高出18458元和8234元。生产外包服务对老年人农业劳动和务工者外出务工起到了显著的支持作用,并有效促进了小农户的收入增长。     

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收入的社会网络效应分析 ——以四川南江县白滩村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退耕农户在生产力安排和收入结构方面是否存在同群效应或者互补效应,以及劳动力流动、退耕还林政策因素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考虑农村社会网络内部农户间互动对其决策的影响,利用空间权重矩阵精确且全面地捕捉和定位社会网络复杂关系,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展开分析。研究结果:(1)在白滩村社会网络体系中,农户的农业收入比增长1%,其亲戚邻居的家庭农业收入比降低6.7%,这一情况反映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而产生的社会网络"互补效应";(2)白滩村退耕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就越高,退耕程度每增加1%,农业收入比将提高5.2%;(3)家庭总劳动力越多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越低,其中家庭农业劳动力每流出1%,农业收入比减少3.2%。研究结论:(1)将白滩村社会网络的互补效应应用于其农村信息共享平台建设;(2)通过鼓励种植收入较高的经济林提高农民退耕还林积极性;(3)以就业为核心促进白滩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土地流转与农户创业——基于PSM方法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土地流转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农户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纯收入和家庭消费总支出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户创业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土地转出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大。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土地转出对年龄处于35岁及以下农户的创业效应比对其他年龄段的农户大,土地转入对农户年龄群组差异的创业影响效应不显著。土地转出对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比对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户大;土地转入对农户文化程度群组差异的创业影响效应均不显著。因此,要以土地转出驱动转入,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创业。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苹果园生草技术采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

[目的]果园生草是一项涵水保墒、提肥调温的生态环保型果园管理技术,其逐渐在黄土高原地区的果园中得到了一定的推广应用。文章主要分析甘肃庆阳市农户采用苹果园生草技术对其收入的影响。[方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利用2017年在陇东黄土高原甘肃庆阳南部3县1区32个村的192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户采用苹果园生草技术对苹果产量及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1)苹果园生草技术的采用对苹果产量增加有显著效应;(2)采用苹果园生草技术农户的苹果园收入和家庭总收入都产生了增收效应;(3)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采用苹果园生草技术农户的苹果园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比未采用该技术农户分别提升了1.30倍和1.29倍;(4)对果园收入和农户家庭总收入分析中,一般描述统计方法比倾向得分匹配法高估了67.7%和14.73%;(5)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苹果种植面积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促进作用。[结论]果园生草技术对提高苹果产量、增加苹果园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让更多农户接受苹果园生草技术,加大推广应用的规模,建议政府管理部门重视苹果园生草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农户技术培训和实物补偿,使苹果产业向提质增效方向发展,以促进当地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农民增收,实现资源节约、环境改善的两型农业发展目标。     

交易成本、资源禀赋差异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

目的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但交易成本过高和资源禀赋劣势会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方法 文章基于江西省42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交易成本、资源禀赋差异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选择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但外包程度较低。亲朋好友的数量、是否有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信息成本对农户参与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执行成本中,村的交通条件、农户技术要求较高的环节数量以及谈判成本中费用支出较多的环节数量均会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资源禀赋中土壤质量以及家庭劳动力总数抑制了农户的外包行为。结论 政府应加强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推广以及信息服务,降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同时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差异对外包服务供需不平衡地区进行干预与组织,进而提高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