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社会组织推进“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

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尤其是农民的自组织,既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实现"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农村社会组织种类繁多,既能代表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协商,也可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更具有教育培训和引导农民的功能。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行政组织和社会组织界限不明确、行政范围扩张过大、法律法规不健全、农民合作和组织意识不强等制约。应充分认识到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价值,把培育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重点通过深化乡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支持农村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为社会组织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丧葬治理改革路径探究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农村丧葬治理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死后如何安葬,如何被安葬是农民关心的重大问题。在农村丧葬治理改革的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其中主要是在丧葬方式上的冲突;缺乏长期有效的机制和组织,专门致力于丧葬治理工作;移风易俗落实难,丧事大操大办,娱乐化倾向等等。因此,在丧葬方式上要灵活处理,吸收传统丧礼文化合理内核和摒弃封建迷信,建立专门组织进行丧葬治理工作,落实移风易俗,引领乡村丧葬仪礼新时尚,创建乡村文明新风貌。     

关于将有限合伙制度引入我国农村中介组织的法律思考

中国传统的农村中介组织是以农民自我服务、自我经营为主的合作经济组织.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业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复杂化,暴露了管理制度不健全、组织结构不合理、产权关系不明确等制度缺陷.把有限合伙这一企业组织形式引入农村中介组织,可以弥补原有制度的不足,实现制度创新,使得农村中介组织在内部和外部关系上明确权利、义务,从而促进"三农"的和谐发展.     

新时代农村组织发展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社会组织应当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政府要与社会组织相结合对基层社会进行管理,为我国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农村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治理当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以及法律法规等因素的制约,农村社会组织面临着人力、物力、财力不足以及组织缺乏活力等问题。"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探索农村社会组织在新时代的发展路径,广泛吸引村民参与,大力培养组织人才,不断增强组织活力,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才能够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     

农民希望组织起来--河北省清苑县高优农业专业合作社调查

在稳定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发挥致力于农业发展的中介组织的作用，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探讨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组织发展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之一。农民组织起来是我国实现规模化生产的莺要举措，更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经之路。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政策建议

内在组织力的丧失,是大陆农村建设与改造的最大阻碍,实现农民组织化,就是要让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台湾农会给我们的启示是,建立一个治理结构合理、经济与社会功能互补、组织体系完善的农民自治组织,是实现农民组织化、提高农村内在组织力的有效途径。目前,在大陆农村有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民委员会     

基于利基营销策略的农村中介组织竞争力分析

农村中介组织既是提升农民市场化水平、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但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作为连接市场和农户的农村中介组织竞争力却明显不足。要提升农村中介组织的竞争力,可以通过寻找特定市场、开展点线服务、提升服务品位等利基营销策略,彻底改变农村中介组织缺乏竞争力的现状。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演变、经验及建议

有效保障农民公共需求是完善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关键。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提出了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的工作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在此背景下,文章从制度变迁及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详细评析了70年来乡村治理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间的关系及演化历程,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如何随乡村治理制度的演化而一直适时调整和完善,并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唤醒非正式治理制度的积极作用及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经验和政策启示,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保障。     

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思路和举措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社区建设进一步推进,传统的乡村管理模式渐渐地失去了效力,乡村治理的理念也正逐渐被引入到农村社区建设中去.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合作与博弈的过程,完善我国乡村治理的机制,提高治理的绩效,必须从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出发,多渠道有效地提高各主体的治理能力,完善和协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机制.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 1、强调乡村治理的主体.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的学者都比较赞同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实施管理的过程,乡村社会是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的一个领域.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乡村政府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任艳妮认为,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房正宏认为,乡村治理场域至少存在三方治理主体,即基层国家政权(乡镇政府)、地方精英、村民委员会(民众).     

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的学理阐释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仍然是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的“资本逻辑”影响污染治理主体的理念和行为，使我国推动乡村绿色发展过程中在乡村污染治理问题上存在形式主义、主导性缺失、意识淡薄、治理边缘化等主体异化的现实困境，导致乡村绿色发展效果弱化。为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差异性入手，反思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探究地方政府“公共利益代表”与“经济人”特性的矛盾、村级组织“农民代理人”与“逐利者”身份并存、农民之间“互惠”转向“互利”、社会资本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的产生根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向。乡村绿色发展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在乡村污染治理过程中，要从遵循科学发展理念以及优化顶层制度设计、提高村级组织的组织自主性、完善乡村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转化为治理主体经济收益的市场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乡村绿色发展优化路向。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多元主体参与路径及对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直接影响乡村公共卫生和农村环境健康,对其进行有效的、可持续的管理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低、持续利用水平不高,政府、农民等多元主体参与不足是关键制约。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平衡不充分、多种处理模式并存以及多元主体投入的特征明显,近年来政府引导农民、村集体、企业以及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以及破解社会资本进入难题等方面开展了有益探索。当前,河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多元参与机制建设中存在投入不足、农民参与度不高、社会资本进入渠道不畅等问题,需要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和组合式政策投入加以破解。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的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村、贫困地区的小康,就不能完成我国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文章首先从有利于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四个方面分析了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对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然后通过分析产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党建扶贫四种方式在提升内生动力方面的有益探索以及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传统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资源未能有效挖掘盘活、先进生产组织方式尚未形成、农民职业素养普遍偏低、扶贫机制与贫困群众需求错位,进而从深化"三变"改革、培育多层次新型职业农民、选树典型、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的对策与建议。     

税费改革后资源短缺地区乡村治理的困境

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由于税费改革后乡村社会许多潜藏的问题显现出来,如农民负担重和农民增收难、乡村两级组织无法正常运转、义务教育和公益事业陷于瘫痪、乡村债务沉重等一系列问题,使资源短缺地区的乡村治理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说明党在农村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分析——基于对河北农村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农民主体性缺失是造成当前乡村治理工作难以推进的主要瓶颈.现阶段,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缺失主要表现为农民主体地位被政府取代、政府施政行为缺少民意沟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缺失、农民在权利享有和国民待遇方面的制度性歧视.深刻剖析农民主体性缺失的深层原因,摆正乡村治理中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满足农民合理需求,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素质教育培训,不断激发农民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是增强农民主体性、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路径.     

乡村治理助力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实践创新

乡村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程。为使乡村治理更加有效,避免乡村治理低效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乡村治理和共同富裕的内在耦合,探究共同富裕对乡村治理在目标取向、理念转换、主攻方向和遵循原则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更高期待。目前,乡村治理助力共同富裕仍面临着乡村治理主体流失、农村内部居民收入马太效应风险增大、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等现实难题。基于此,从治理主体、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公共服务等三个维度来探讨乡村治理助力共同富裕的对策：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凝聚乡村共同富裕的强大合力;在农民收入上,实施扩中提低行动,打好共富乡村建设的组合拳;在公共服务方面,构建多层次供需契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筑牢共同富裕的生活屏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理与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前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化以致支撑乡村治理的内生性资源匮乏,农民处于松散状态,组织化水平低,“乡政村治”遂演变为“乡政浮,村治虚”。新发展阶段,只有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夯实物质基础、重塑基层组织,并有效弥合“自治”、“法治”和“德治”之间长期存在的实践隔层,进而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豫东、湘西农村调查

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薄弱环节,农民精神生活比较贫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失序。因此,为了建设和谐新农村,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必须重视乡村文化建设。有关部门应该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坚决抵制不健康的文化占领农村,同时,多开展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为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以农村为本建设新农村——从梁漱溟以"乡村为本"的思想谈起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提出的"乡村为本"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新农村的启示有:建设新农村应以农村为本,使"外力"与"内力"紧密结合;农村组织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政府不能包办代替;农业与工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相互融合.     

乡村绿化初探

乡村绿化不仅能创造“绿色财富”,而且对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乡村面貌,促进乡村文明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用绿化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扮美乡村家园,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乡村文明、致富农民的需要,是实现“村容整洁”的有效途径,也是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目前,     

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治理是顺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而兴起的一种公共治理新模式，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高度契合性，为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式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供了理论基础。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是政府、村委会、农民等主体，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智慧化的数字治理平台为牵引，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能力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过程，其作用机理集中表现为通过数字技术与基层共治机制的融合互补，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建立起主体联结机制、资源整合机制、整体性协作机制和监督反馈机制。在实践中，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还面临着思维、技术、效能、主体、制度等困境，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需要打破传统治理思维、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数字治理运行机制、加速乡村数字人才培养以及完善乡村数字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