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过度投资行为控制机制研究——基于过度自信理论的分析

国企高管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人员,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非理性的现象。论文从过度自信理论对国企高管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个人层面和公司层面提出了国企高管人员过度投资行为控制机制,包括区分决策和行动、构建自我学习机制、董事会内部治理和心理契约的使用等。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能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当前国资国企改革已经迈入“管资本”为主的新阶段，研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成效、机制以及改革所致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0—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改革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能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且主要是抑制过度投资。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通过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减轻政策性负担两条内在机制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力度越大，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越强；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通过提高投资效率促进了国有企业公司价值的提升。因此，要积极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推动政府放权改革，发挥公司监督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引入中介变量:投资效率

一直以来,高管人员作为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源备受关注。通过文献研究发现,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绩效存在相关关系,但是我们认为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并非是简单的直接相关,更有可能受到一些中间变量的作用。因此,选取在沪深A股上市的983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以投资效率为中介变量,分别对高管个人特征与投资效率、投资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个人特征除了年龄以外,学历、专业背景对投资效率都是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效率与企业绩效也是正向影响,三者之间形成一个传导关系:高管个人特征→投资效率→企业绩效。     

行政权、控制权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企高管的权力配置结构呈现出过度的控制权与残缺的行政权并存的特点.那么,国企高管特殊的权力配置结构是否会影响腐败行为呢？文章利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相关数据,用高管是否被曝出腐败行为和公款吃喝来度量高管腐败,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权和行政权过大是诱发国企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行政权与控制权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一种权力的提高会强化另一种权力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不难得出,国企改革的“半市场化”特征及由此派生的国企高管权力配置结构是诱发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决国有企业腐败问题,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国有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通过市场机制选聘、任免、监督和激励国企高管.     

CEO权力、董事会治理与公司冒险倾向

从CEO风险规避行为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CEO权力对上市公司冒险倾向的影响,并检验了董事会治理机制对公司冒险倾向和CEO权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负相关,企业高管权力过大会加重代理问题,降低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公司表现出较低的冒险倾向;董事会独立性并不明显影响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持股对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则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因此,通过改善董事会治理机制,能够缓解管理层过度保守的经营行为,提高股东价值。     

基于投融资关系的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投融资关系的视角,探讨了过度投资、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2007年至2011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运用Richardson (2006)残差度量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过度投资导致企业价值下降；负债率的提高恶化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并使企业价值显著下降.本文指出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和债务治理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司治理制度缺陷和债务的软约束,并从宏微观两方面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不完全资本市场前提下对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分析,打破了长期以来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相互独立的分析框架,得出了资本结构对公司投资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的推论:(1)债务融资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阻止公司过度投资方面确实有积极作用;(2)优化资本结构对于改善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甚微。为此,必须理顺公司融资渠道,扩大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自由度;强化公司破产和清算,为债务融资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创造条件;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高管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

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剖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决策驱动机制,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影响以及高管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股权激励总体上使得高管倾向于选择快速扩张的投资策略;(2)内部约束机制会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外部约束机制会弱化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内部 ,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加快企业投资的激励效果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均十分显著.文章为如何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抓住国际化机遇提供了借鉴.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投资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从投资效率角度切入，研究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的拉大，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作用机制表明，非效率投资在两者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区分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后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主要通过投资过度路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异质性发现，在较大规模董事会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研究结论为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     

“不作为”或“急于表现”:企业投资中的政治动机

国企高管的政治动机如何作用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取决于追求政治晋升与规避政治风险的相对强弱。反腐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机制,极大地改变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政治环境。本文发现:(1)在反腐过程中,国企高管避免政治风险的动机(或追求政治晋升的动机)导致的"不作为"("急于表现")倾向,带来更多的投资不足(过度投资);(2)"不作为"与"急于表现"都会削弱企业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3)相对于反腐前,反腐后相同程度的投资不足对企业价值的损害程度更大;(4)部分国企的"不作为"与"急于表现"导致反腐整体上对国企投资效率的提升不明显。本文的发现丰富了高管政治动机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关文献,也为整顿国企高管"不作为"和"乱作为"风气提供了理论借鉴。     

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股权激励研究

针对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道德风险,建模分析孵化器最优投资策略、孵化器高管最优投资策略,构建了使高管个人和孵化器利益兼容的股权激励模型。模型论证了高管持股都能遏制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企业型治理结构应加强对不务主业的监管。最后,研究了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激励方式、激励周期和内部监督。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薪酬激励与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

将投资者情绪与传统理性视角下公司治理机制相结合,检验管理层薪酬激励和债务融资两种治理机制与投资者情绪交互作用对投资非效率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考虑投资者非理性影响,管理层薪酬激励、债务融资均与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其与投资者情绪的交乘项均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治理机制对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却依赖于投资者情绪状态。     

内部控制、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将内部控制引入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考察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正相关,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投资效率越不易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干扰,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不仅能够减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能减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论表明,内部控制具有重大的公司治理价值,能够抑制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不利影响。     

治理环境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使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是经理获取私利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我国2003-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了公司治理环境能否约束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以及控制人性质能否影响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约束作用。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尤其是正的自由现金流时,将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好的公司治理环境有利于抑制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但这种抑制作用仅仅在民营上市公司才较为明显。我们的研究一方面为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提供了直接证据,同时也表明,研究上市公司投资决策要高度重视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另一方面治理环境的作用又与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有关,稳定有序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有利于降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由此可见,只有同时改进外部治理环境和公司的微观治理机制,才能更有效地缓解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增进公司价值。     

影响公司高级管理者变更的公司治理机制分析

公司治理是通过各种激励约束机制使公司管理者行为能满足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如果低劣经营业绩的高级管理者能被及时更换,则说明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因此,通过检验经营业绩和后续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评价公司治理机制的方法之一。本文综述有关高级管理者变更与经营业绩关系的研究成果,发现董事会特征、管理者持股、大股东和外部接管竞争是影响公司高级管理者变更的重要机制。在此基础之上,为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提出了具体建议。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对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尤其是国有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公司治理,也称为法人治理、公司管理,是随着现代公司制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出现的,是协调股东、董事会、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机制。这个机制能保证公司的管理层在股东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或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现阶段,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结构中,国有股所占比例过高、股权过于集中,存在“所有者缺位”或“产权虚置”的现象,企业治理结构效率大大降低。协调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冲突,是我     

“严监管”下审计监督的个体治理效应*——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研究

本文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研究审计监督对国有企业发挥的个体治理效应。采用2007—2017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本文以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严监管”背景下审计监督对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个体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2013年开始的“严监管”时期。这一结果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负向关系不仅受到审计监督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国有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最终,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有效缓解地方国有企业因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引致的公司价值减损和股价崩盘风险。     

投资需求、治理机制与现金融资及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指出已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对投资需求、公司治理机制对现金融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对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进行了判断.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现金融资与其投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与控制权配置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投资则存在着过度投资现象.     

公司治理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文章主要利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A股）2005年-2007年的财务数据,透过检验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证实了我国制造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定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通过建立独立董事制度、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和股权集中等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有效的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