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表明,不同所有制之间原本明显的界限正在被密切的依存性质所打破,出现普遍的共生形态。本文试图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引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借鉴两种群共生演化的理论模型,讨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三种共生模式的均衡解及其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以判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发展模式。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存在非对称性互惠的共生发展关系。进一步地,文章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机理进行了理论阐释,并由研究结论推演出三点政策启示,即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     

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整体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发展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改革思路已经逐渐清晰。本文试图在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的领域，探讨国有经济战略退出与发展民营经济并举的改革思路，将“国有经济的战略退出”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嫁接。     

国有股退出的模式比较和现实选择

“选择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投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所得资金由国家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做出的重大决策。通过适当方式和途径，在保持和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国有股在一些产业的企业中的比例，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国有股推动和引导其他经济发展的杠杆效应。     

结合省情，制定原则，加强规范，提高企业融资质量——谈云南利用股市融资的基本原则

利用股票市场筹措广泛的社会资金已是国家和地区间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经济规模。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云南上市公司规模小、业绩差，产业相关度低，影响着云南利用股市筹措资金的能力和效应。因此，在遵选和推荐上市公司时，云南应坚持的原则是：有助于培植支柱产业；有助于增强实力，创立名牌，组建产业大集团；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产权结构；有助于规范和完善省内融资体制。     

企业产出视角下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研究

金融科技通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够发挥就业创造效应,但随之带来的效率提升又将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因此金融科技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基于企业产出视角,利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系统考察金融科技就业效应的存在性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就业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规模扩大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促使产出“量”与“质”的双向提升,进而推动企业就业水平的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在高成长性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明显。此外,金融科技既有助于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就业质量。研究证实了金融科技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为实现稳就业目标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差异性与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2007—2014年相关数据，基于DEA模型、 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以及修正Tobit模型，对我国已上市的国有控股、非国有控股以及地方性银行的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CRS技术效率、 VRS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国有控股银行经营效率的表现要劣于非国有控股和地方性银行；从效率的增长率来看，国有控股银行除了在技术增长上不具有优势，在其他方面均要显著优于非国有控股及地方性银行，说明国有控股银行在经营效率的增长上更具优势；非国有控股银行在效率增长方面全面落后于国有控股和地方性银行；对三类银行而言，只有通过降低市场费用率，控制自身规模膨胀，适当降低资本充足率，加速提高资金周转率，扩大市场份额，增加资产收益率，才能在长期促使经营效率进一步提升。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将数字经济具象化，构建七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冲击模拟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经济效应，并以209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从“共同度”“富裕度”两个维度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中介变量，数字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边际影响越强；从数字经济的二级指标看，数字技术、数字金融、互联网经济平台均有助于提升“富裕度”，但数字技术对“共同度”的影响不显著。对此，建议大力引导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更重视解决数字技术的负外部性问题，让数字经济红利更好为全体人民共享，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黑龙江民营企业内部投资环境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许多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如深圳、上海、浙江等地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比例基本接近1：1，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黑龙江省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黑龙江国有经济比重为88％，高出全国水平的35%，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趋同与碳排放效应研究

扩大居民绿色消费需求，提高绿色消费经济比重，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本文构建与应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趋同特征和碳排放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趋同碳排放效应演化路径中存在“减排区制”、“稳定区制”和“增排区制”三种区制；多数消费项目支出具有更高的由“稳定区制”向“减排区制”转移概率，“减排区制”相对“增排区制”具有更强的演化优势；农村居民对绿色消费品的消费偏好逐渐增加，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绿色趋同。需要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塑造良好绿色消费环境等途径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绿色消费需求，强化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绿色趋同，推动经济持续绿色增长。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路径思考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按照“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要求，未来需侧重从源头上推进产业发展质效的提升，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支撑，着力发挥正向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高水平协同。     

中国“两大奇迹”形成逻辑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了大规模、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了社会领域长期稳定发展的“两大奇迹”。“两大奇迹”的形成原因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创造“两大奇迹”的政治保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两大奇迹”创造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制度保证；党领导下人民创造力的发挥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动力保证。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两大奇迹”形成的理论逻辑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与规模化市场创造的结合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经济快速增长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两大奇迹”历史经验是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培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互补，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协调。在第二个百年续写“两个奇迹”，并创造高质量发展奇迹需要从中长期发展视角判断未来发展的趋势，继续推动国家与市场的共同演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体系，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灾害适应型经济”的转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疫情的冲击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认知，需从理论上对经济衰退的原因和机制重新认识，特别是对疫情之下“非常态经济”及其与“常态经济”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疫情的冲击亦暴露出现有的经济系统存在的问题，需要推动经济的转型，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本文基于辩证思想，从负面和正向两个方面来研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充分发掘新动能，利用新机会，推动中国经济向“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灾害适应型经济”的转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疫情的冲击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认知，需从理论上对经济衰退的原因和机制重新认识，特别是对疫情之下“非常态经济”及其与“常态经济”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疫情的冲击亦暴露出现有的经济系统存在的问题，需要推动经济的转型，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本文基于辩证思想，从负面和正向两个方面来研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充分发掘新动能，利用新机会，推动中国经济向“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牢记“四问”己任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

认真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提出的牢记“四问”要求和五个“正确认识和把握”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适应新阶段新要求，对近年来笔者逐步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个就是”体系框架做进一步完善、提升和系统性表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个就是”体系概括为：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与“两个毫不动摇”对应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致力于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是与“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性优势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 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上流行着的一些错误观点：如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国有企业垄断论、国进民退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论等,对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正确方向起了极其不良的干扰作用。本文在澄清这些错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发展思路的看法。     

市场经济制度的层次性及改革次序

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层次性的制度安排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一般均衡的价格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认识上的根本差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经济转型模式。中国的“双主题阶段转换式”模式获得了成功,但俄罗斯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转型模式则彻底失败了。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认识,不但能够解释中国经济转型的顺利发展,而且提供了正确把握改革次序的理论基础。随着转型的不断深化,从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角度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改革的次序性选择和转型对策。     

企业税负、虚拟经济发展与工业企业金融化——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税收负担是否成为倒逼实体经济企业向金融投资领域进军的重要动因？虚拟经济发展在企业税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效应如何？本文使用2010—2016年A股工业企业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微观税负能显著提高工业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2）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税收负担的金融化效应更为明显；（3）虚拟经济发展将放大税负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作用。     

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双边影响*#br#

本文纳入空间效应对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改进,用于估算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双边影响,并基于2006—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制造业集聚的聚集效应、拥挤效应以及两者共同作用的净效应进行估计,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聚集效应为1951%,拥挤效应为896%,净效应为1055%,即制造业集聚有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改进;（2）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发现,在高发展水平阶段,随着制造业集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净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边际效应呈U型变化,而随着制造业集聚的空间等级水平的提升,净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边际效应呈递增趋势;（3）异质性组合分析表明,经济发展不同水平阶段下,制造业集聚专业化水平和空间等级水平的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双边影响不尽相同,表明中国城市在制造业集聚的路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和挑战性。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各类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和它们所生产的产品,能在全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上,自由流通,自由买卖,也就是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买卖或流通过程中,不受任何阻碍,企业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及时购买到,能很快把它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生产出的商品,也能很快销售出去,以便把出售商品所得的货币资金,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加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框架及其改革路径*

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的构建是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坚持进行市场导向性改革,高度契合竞争中立宗旨与理念。本文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市场导向性改革脉络,总结目前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改革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我国竞争中立制度框架的体制基础和具体构成。最后,本文提出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两方面来塑造中国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改革的制度框架,并根据九大制度安排构建了竞争中立制度改革的路径。现有研究多从法学和贸易视角质性分析竞争中立定义、原则内容和中国应对措施,尚未提出我国竞争中立改革的制度框架和实践路径,本文所建立的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框架与改革路径对建立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