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效率的影响：以地铁为例

近年来，中国各城市涌起了地铁建设的热潮。地铁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的方方面面。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城市的地铁开通与延伸对传统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Heckman-DID方法对这种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地铁的开通与延伸对城市的传统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与城市的环境生产率(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正向关联。对于两组TFP,地铁的影响都会逐步衰退。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合理建设城市配套的交通基础设施，审慎下放城市地铁建设的审批权是城市提升产业效率的重要手段。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人工智能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吗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综合国力提升的新引擎。在对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人工智能创新指标体系,基于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存在明显的地区、行业、所有制企业异质性,人工智能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精准匹配等中介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资产总额、前五大股东集中度、员工数量等均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高铁开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库数据的研究

匹配2007-2013年271个城市、高铁和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中心城市及其周围1小时高铁城市圈城市的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对地处偏远和小城市的企业的影响为负。城市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企业创新是高铁开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途径。     

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

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本文考察了加入WTO后进口自由化带来的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一个大规模的微观数据集,本文得到了以下结果:(1)进口竞争促进了本土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进口竞争对效率不同的企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阻碍了低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高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激励效应和规模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低效率企业,进口竞争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超过了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因而,进口竞争阻碍了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相反,对于高效率企业,进口竞争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超过了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甚至获得了正的规模效应,因而,进口竞争促进了它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矿业权重叠对我国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通过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2004~2014年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门槛效应模型估计了矿业权重叠对煤炭采掘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样本期内,我国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先增后降的变动趋势,并且地区差异显著;矿业权重叠与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煤炭资源税征收比重和煤炭产业集聚水平是影响这一非线性关系的重要门槛变量;煤炭产业的投资集聚与从业人数集聚,促进了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企业数集聚对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形成了阻滞效应,煤炭产业存在不规模经济现象;能耗比重的下降(能源消费效率提升)并未带来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国面临着较大的能源生产方式变革的压力。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与行业差异

笔者在测算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1998年~2002年和2004年~2009年2个报告期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据,研究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SFDI)对总体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按照历年服务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状况,划分了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上升的部门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下降的部门,分别研究了SFDI对这两类部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SFDI带来了我国总体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S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上升行业的效应要大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下降行业。     

人力资本质量、技能溢价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运用OLS和IV回归分析,在解决了技能溢价、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和技能溢价的交互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技能溢价能够对人力资本质量产生激励作用,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为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型,一方面企业应制定合理的技能溢价激励员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非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质量,从而共同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经营杠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结合我国供给侧改革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探讨企业杠杆风险的重要来源——经营杠杆是否及如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经营杠杆的增加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拓展性研究表明：(1)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是经营杠杆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2)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仅在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和调整成本时显著,表明企业自身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及调整成本水平,是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经营杠杆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落实结构化去杠杆,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薪酬抵税与企业薪酬安排

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我国2008年薪酬抵税改革为背景,研究了薪酬抵税改革所带来的薪酬税收成本降低对企业薪酬安排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抵税改革所导致的薪酬税收成本降低,提高了员工的总薪酬,总薪酬提高具体体现为员工平均薪酬的提高,而非员工人数的增加;薪酬抵税改革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薪酬水平,并降低了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最终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效应在工资水平较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股利支付率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果表明,薪酬抵税改革有效调节了劳动收入分配,进而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地理溢出效应的视角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增加,区域间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利用中国1998—2008年25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及其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与公共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地理溢出效应不显著,公共基础施设资本投入的地理溢出效应为负。研发资本及其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地理溢出效应大于研发资本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企业债务的经济效应检验*

整体债务问题在中国相当严峻,其中企业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企业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着重研究了研发效应、生产率效应和规模效应,发现企业债务对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皆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虽然在个别方面能起到正向作用,但其主体作用是负的。目前中国的企业债务水平很高,而且负债增长速度也很快,这无疑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且会不断积累高负债引致的高风险。     

治理成本、市场竞争与企业生产率

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市场环境的视角,考察治理成本与市场竞争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角度深入研究人力资本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无论在国企还是民企中,治理成本都显著阻碍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然而,市场竞争在提升民企生产率的同时,降低了国企生产率。进一步的扩展性检验表明,对于民企,人力资本在边际上显著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人力资本还是公司治理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而对于国企,人力资本不存在边际影响,只在市场竞争层面有微弱的中介效应。     

工业用地挂牌出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县域层面的证据

本文关注工业用地挂牌出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土地出让数据,研究发现县域挂牌出让工业用地的面积比例越大,辖区内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的抑制效应就越大。该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同时,该抑制效应在中西部企业、远离省会城市企业以及高资产企业中会被强化。机制分析表明,工业用地挂牌出让会通过预算支出缺口效应、企业利润收缩效应和劳动力平均报酬下降效应这三种途径,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显示,工业用地挂牌出让还会加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不利于缓解地方经济资源错配问题。基于以上结论,我国应当持续推进土地出让制度市场化改革,建立垂直化管理的土地出让效果评估机制,从而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持股比例降低与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多期DID模型分析

降低国有持股比例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股东持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国有企业数据,从政府补助程度与组织复杂程度两个角度出发,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影响后的企业效率指标基础上,构建多期DID模型讨论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比例降低能显著提高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两年滞后期影响效应。其中,减少政府补助程度、优化组织复杂程度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竞争性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高杠杆风险国企、低“委托-代理”成本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入手,探究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下一步混改方向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就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和1997—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对不同区域知识资本的创新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国内外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减弱。结果还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知识资本的创新产出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建议应根据区域和企业技术水平差异,实施差别化的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以更好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