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是影响生态效率的关键,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2003—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构建静态面板、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和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且该结论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替换模型、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地区与时期异质性。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生态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2013年政绩考核体系调整之前,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地区生态效率提升,随着中央调整地方绩效考核机制,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地区生态效率提升;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在财政分权和区域生态效率中发挥中介作用,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和治理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优于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文章提出构建财权事权匹配的分权制度,加强中央的政绩考核机制,强化环境规制,注重不同类型政策的配合使用。     

河北省环境规制工具现状与问题分析

作为全国雾霾重灾区,河北省政府运用了经济激励型、命令控制型、公众参与型三种工具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实施了一系列雾霾治理举措,成效并太不显著。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河北省环境规制工具的应用现状,根据河北省环境规制工具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优化河北环境规制工具的建议。     

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漂绿”行为

针对企业“漂绿”问题屡禁不止的现状,分析了业绩期望落差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以2010—2019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业绩期望落差会诱发企业“漂绿”行为,且主要表现为对环境实践的选择性披露;而且,业绩期望落差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的路径检验表明,业绩期望落差会恶化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管理层短视,进而导致“漂绿”行为。此外,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及本地媒体监督能够抑制业绩期望落差驱动的企业“漂绿”行为,但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以及异地媒体监督的治理效应不明显。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一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备受争议。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及西藏)2006-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效果以及不同区域差异因素。     

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负向惩罚还是正向激励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兼顾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使其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环境规制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负向惩罚型和正向激励型，以2007～2019年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系统研究宏观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负向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上述影响通过管理者的“鞭打快牛”和“重奖轻罚”激励机制形成影响路径，融资约束、搬迁成本、污染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上述路径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为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面对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提供了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了2012年-2017年我国制造业139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针对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U"型曲线的趋势.进一步分析显示,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U"型相关关系作用有显著的加强效果.通过本文的研究与结论分析过程,可以为我国环境规制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异质性

基于中国电力行业发展数据,采用DEA、ESDA-GIS、Panel data model三阶段分析方法对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的时空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异质性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整体水平较低,21个省(市、区)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值低于0.65,2005—2014年绩效未有明显提升,但区域差异明显,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2005—2014年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的Moran's I指数值均为正数,具有空间集聚特征;高—高型区域主要位于环渤海与长三角地区,低—低型区域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人口密度、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具有正影响,电力自足率呈负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具有"U"型曲线特征,并且影响因素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同一影响因素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层面的作用效果不同。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监管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2—2018年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环境监管数据与企业层面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政府监管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后发现,双重环境规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企业积极提升环境管理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工业生态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工业生态效率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绿色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及Tobit模型对2011-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市区的工业生态效率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工业生态效率总体水平较低,呈现"东南区域>东北区域>西南区域>西北区域"的分布特点;区域整体工业生态效率呈良好改善态势,技术进步是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西南区域在工业生态效率改善方面呈现明显的"追赶效应",东北区域的效率提升呈现后劲不足态势;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结构、对外经济和研发强度对于工业生态效率有显著影响。最后,从"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合作入手,提出优化区位选     

环境规制与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收集整理2003—2015年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种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指标,研究环境规制对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因为企业所在地区、所处行业和产权性质的不同,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机制,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进生态效率了吗？

建立广义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从本地效应和区际互动双重视角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省份生态效率影响的驱动机理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既能提高本省份也能提高其他省份的生态效率,即存在本地和外部双重正面效应;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则更多体现为正外部效应。从异质性上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加有利于合理化本地正面效应以及高度化双重正面效应的发挥;合理化和高度化与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更有利于本省份生态效率的提高。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视角

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企业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文章日益加强的环境监管背景下以出口国内增加值为切入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适度设定的环境规制强度可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因此文章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应当适度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保证环境规制政策灵活有效的实施以将环境治理压力转化为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帮助企业实现出口方式的转变和在价值链上的升级。     

创新型城市的设立是否提升了绿色生态效率？

通过引入PM2.5指标改进绿色生态效率的测度模型，采用全国281个地级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型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我国绿色生态效率地级市和城市群层面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而京津冀城市群表现为“U”型特征。创新型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相较于其他区域板块，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较弱；产业高级化和创新环境改善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调节效应。因此，各地应借助创新型城市的政策外溢效应，结合地区环境比较优势，以优化产业结构和稳定创新环境为突破口，有序推进国家创新型体系建设。     

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ESG绩效

基于可持续发展背景,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作用边界。研究发现：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媒体关注显著增强了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在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ESG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调节效应。本文为企业如何提升ESG绩效找到了新的内部解决方案,也为我国环境规制和公众监督机制制定提供了政策参考。     

两型经济白刍衡量标准与模式：基于生态经济效率理论的分析

从生态经济效率的视角来解释和衡量两型经济,结果发现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特征的两型经济发展模式追求的是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统一和“双赢”。根据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差异,可以将两型经济建设的路径划分为高经济效率高生态效率模式、高经济效率低生态效率模式、低经济效率高生态效率模式三种基本类型。但是,生态经济效率在解释两型社会...     

环境规制、经济分权与工业生产效率

本文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分权与工业生产效率之间的运行机制,从环境规制的内生性讨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并构建恰当的环境规制指标。对2009—2018年的省级数据进行面板估计发现：环境规制与居民收入水平正相关但呈非线性特征;环境投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可纳入生产函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在供需不变的情况下会降低工业生产效率和利润率,长期内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来弥补环境规制成本,会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经济绩效;经济分权会提高工业生产效率,间接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在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分权正相关性越强,反之则反是。最后从经济与法律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能增强环境规制的效果。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

严格把握环境规制政策导向，推动中国低碳转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剖析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具有明显正向推动作用，绿色技术进步在环境规制推动中国低碳转型进程中发挥中介效应；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门槛作用影响，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特征，表现为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低碳转型具有推动作用，而对中部地区低碳转型发挥抑制作用。     

母国规制演化视角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趋势特征与未来展望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开放型规制政策是当前海外直接投资(ODI)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DI)规制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规制范式已从限制型规制、便利型规制逐渐演化为鼓励型规制。本文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ODI)发展阶段进行了客观判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演变特征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U"形曲线大致相似。从中长期发展前景来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必然经历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转型过程。针对全球经济新形势,我国应树立"投资全球"的国家规制战略,完善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规制机构体系,实施多元化空间规制布局战略。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工具研究

随着社会发展,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与成分的变化为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工具入手,并将其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以及公众参与型,分别对三类政策工具的政策对象以及政策功能进行分析,探讨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影响与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污染避难所”假说检验

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众多国家陆续采用环境规制控制污染,但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要远弱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本研究基于引力模型,使用国家层面2分位数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在控制国家和行业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以及环境规制内生性之后发现,环境规制确实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但是相对于劳动力成本、行业固定资本而言,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较弱。研究还发现,相对于WTO前,WTO后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减弱,即"污染避难所"效应减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