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现行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提起公诉证明标准存在缺限,完善提起公诉证明标准需要构建主客观统一的动态层次性标准体系。适用新的标准体系,必须辅以相应的配套举措。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几点思考

新刑诉法使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从"证据确实充分"具体化为"排除合理怀疑"。考虑到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对其证明标准应有更高要求,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在量刑程序中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同时确认合议庭一致同意才能判处死刑。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是用来规制和评价人们的诉讼证明活动的具体规格和尺度。我国现行的"客观真实"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它的制定实施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它的绝对确定的倾向性规定,所以也产生了诸多弊端。因此,要制定适应我国国情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必须在坚持"客观真实"标准的同时,辅之以"法律真实"标准。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综述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这一标准存在表述模糊、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刑事诉讼法学者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提出了重构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若干不同意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形成内心确信"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     

诉讼证明标准基本问题分析

我国诉讼证明标准的具体设计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考虑到我国传统的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内在缺陷,本文从分析证明标准的三种模式入手,借鉴两大法系证明标准,提出盖然性的诉讼证明标准和在我国建立有区别的证明标准去实现不同诉讼的公平正义的目标。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标准研究

关于特殊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时违法所得及涉案财物的没收,是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其证明标准应采用民事还是刑事证明标准一直是其争议所在。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检察机关负有举证责任的事项规定在启动程序的申请条件中,如果证明标准过高,则会导致程序难以启动;根据程序和标准二分的理论,没收程序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也并不意味着当然适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从法经济学角度,严苛的刑事证明标准也意味着高投入。因此,我国特别没收程序应当学习英美法系的普遍做法,即采用民事证明标准,并且这种标准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是灵活可调的。     

浅议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应达到的程度标准。当今行政诉讼法将其证明标准一概而论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行政诉讼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表明一律采用此种"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已不符合行政诉讼工作的现实需要。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上,我们应当采用"多元化"标准,具体确定案件的证明标准从而保证最大程度地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这样才能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     

关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完善性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而作为刑事证明标准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没能建立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过于单一,没有层次性。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不足,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本文仅就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以控辩平衡的视角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被称为是＂诉讼的脊梁＂,证明责任的分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无罪推定＂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简单处理,谁是证明责任的主体,什么是证明责任的对象,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如何分配,各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混乱。这种混乱也使我国原本就力量悬殊的控辩双方差距更大。通过理清证明责任的相关问题和分配证明责任来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首先在总结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明责任概念的基础上界定我国证明责任的概念,然后分析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重点分析两者的证明责任对象和证明标准,最后探讨法官在证明过程中的地位和在平衡控辩双方力量中的作用。     

论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及完善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领域乃至诉讼法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人民法院都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在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上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而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乃是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理性选择,因此需要尽快通过立法修改等方式予以协调解决。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问题在司法实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并无证明标准的立法,法官把握证明标准尚处于非理性和低层次状态。应坚持法律事实观,排除非法的证据材料,承认诉讼证明的相对客观性和主观性,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原则,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     

简论中西刑事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证明，这是一种主观真实或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我国诉讼证明以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为基础，强调客观真实，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证明标准，具有重大缺陷，应以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取代，刑事诉讼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民事诉讼适用优势证据证明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应实行高低不同的证明标准，以适应两种诉讼各自的特点和规律。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证明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绝对性和单一性，诉讼证明的客观性等特点，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并未对其具体内容和要求作出明确规定，使之在实践操作中存有一些弊端。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针对不同程序，不同证明对象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形成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并通过统一的或专门的证据立法保障其实现。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在诉讼理论中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我国传统的“客观真实”理论和新兴的“法律真实”理论进行解析、评论与反思 ,并提出我国要确立“客观真实”理念支撑下的“法律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     

论民事诉讼中的间接证明

间接证明作为证据法上的一种证明方法,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关键作用。直接证明是依直接证据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的方法,与其相比,间接证据及间接证明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即使稍显复杂繁琐,但不可否认,其存在和运用更为广泛。因此,怎样合理构建间接证据及证明体系应属民事证明的关键问题,然而我国并没有对该问题加以重视。间接证明以自由心证制度、经验法则及逻辑规则的运用为基础,或可考虑从法定化间接证据证明度标准、合理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规范运用经验法则及逻辑推理规则、建立及完善心证公开制度等方面促进间接证明制度在我国的合理化运用。     

论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及多元性

作为语气法重要内容之一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案件能否得到公平处理的关键因素之一。比较分析两大法系国家证明标准，其共同性为主观性和多元性。我国证据制度的本质为上自由心证，我国的证明标准应该是主观的和多元的。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在诉讼理论中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我国传统的“客观真实”理论和新兴的“法律真实”理论进行解析、评论与反思，并提出我国要确立“客观真实”理念支撑下的“法律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     

我国新能源产业政府补贴的专向性研究——基于WTO的“SCM协议”

文章结合WTO的"SCM协议"中补贴专向性的规定,指出我国目前新能源产业政府补贴存在以下问题:多数补贴集中在部分企业或项目,极易构成补贴的事实专向性;新能源产业中各细分领域缺乏科学全面的补贴标准;繁杂而缺乏统一规划的各类补贴极易遭到反补贴起诉等。对此,文章在借鉴美国关于补贴专向性认定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新能源产业政府补贴的应对之策,主要包括:明确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中对补贴专向性的规定;主要通过税收环节的扶持进行政府补贴;证明我国是合格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争取将新能源产业的补贴问题纳入未来WTO的谈判议题,倡导对新能源产业补贴给予豁免,提倡确定更为宽松的专向性审查标准,等等。     

试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刑事语气制度的核心问题，是用来规制和评价人们的诉讼证明活动的具体规格和惊讶。我国现行的“客观真实”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它的制定实施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它的绝对确定的货向性规定，所以也产生了诸多弊端，;因此，要制定适应我国国情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必须在坚持“客观真实”标准的同时，辅之以“法律真实”标准。     

试论民商事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主流学说。举证责任的分配有形式分配标准和实质分配标准之分:形式分配标准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分配举证责任;实质分配标准是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中以罗森贝克规范说的分类方法为典型代表,本文旨在重新审视我国民商事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体系构建,从而使民商事侵权证明责任的分配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