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的失地农民福利水平评价

研究目的:测算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水平。研究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结果:失去土地后,农民的福利水平略有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342上升到0.373,居住条件和发展空间的改善是失地农民福利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而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和居住环境则呈现出恶化趋势。研究结论:应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心理调适机制,从而提高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     

徐州东部矿区失地农民生活水平变动分析

研究目的:研究徐州东部矿区煤炭开采活动对失地农民生活水平现状的影响程度.研究方法:实地调查与对比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结果:(1)失地农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2)失地农民非农业收入比重增加;(3)失地农民收入方式呈多样化趋势;(4)失地后支出水平增加、支出结构优化;(5)征迁安置使农村周边环境有较大改善.研究结论:徐州东部矿区农民失地后得到合理安置补偿,其生活水平有一定改善,由于征迁区域和时间的不同,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有一定差异.     

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福利效应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对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福利效应,为改善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提供借鉴。研究方法：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下,选取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因素,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这些影响因素的权重,最后运用改进的庇古福利效应测算方法对失地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变化进行定量测度。研究结果：短期内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福利效应值为23.8203,长期内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福利效应值为-30.3470,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研究结论：建立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提高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主要途径。     

广东省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收入问题研究——基于广东省佛山、韶关等6市的调研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大量农村土地被转化为国有土地,这对农民收入方式与来源造成较大影响。文章在对广东省主要农业县失地农民收入的调查研究基础,利用文献与系统分析法,对广东省失地农民失地前后收入来源与收入额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失地前农民收入主要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而失地后农民收入来源主要通过就业、土地补偿及社会保障等。从总收入额度来看,失地后农民年总收入额较失地前有了一定提升,但由于受到消费成本增加、进城务工难度大等原因,这种收入存在暂时性与不稳定性。综合分析表明,导致失地农民收入不能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农民补偿利益受损、就业受阻、社会保障水平低及就业政策得不到落实等。因此,未来需要通过增加失地补偿、扩展多形式的财产性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性收入等方面来促进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收入的快速稳定增长,以保证他们生活可持续。     

我国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补偿机制博弈分析

本文选取徐州市为研究区域,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失地农民在失地前后的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反映现行失地农民补偿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采用博弈方法对失地农民补偿机制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完善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的措施,以便对徐州市未来征地补偿提供理论参考。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指数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的：对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情况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抽样调查法、AHP及统计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开发区内的失地农民具有相对高的生活质量水平；（2）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高低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征地年份、失地农民的个体婚姻状况、职业状况、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失地农民生活质量问题是土地征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可为土地征收中相关的失地农民安置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地方政府道德风险与农民失地问题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地方政府道德风险的成因、表现,揭示其与农民失地问题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方法:制度分析法与因果分析法.研究结果:地方政府道德风险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内生性,并导致农地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强势地位引发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经济利益要求引发失地农民利益被严重侵占;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间围绕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直接导致失地后容易失业.研究结论:地方经济发展理念与征地制度、补偿方式等必须进行调整.     

失地生态移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农民失地现象所引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本文选取宁夏地区失地农民中一个特殊群体——生态移民作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移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后的生活状况为研究内容。文章通过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Life Satisfaction Scales)作为测量工具,对生态移民失地前后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因素进行测量。对得到的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实证分析,找出其中对生活满意度影响较大的因素,分析产生影响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建议,以进一步提高失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满意度。     

重庆市城乡统筹实验区失地青壮年农民就业现状研究

随着重庆市城乡统筹实验区的建设,重庆市城市化的加快,失地农民大量涌现.这些失地农民面临"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的尴尬局面.在社保资金不足,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解决失地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就业问题是保证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关键所在.本文分析了当前重庆市失地青年农民就业状况和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因素,并提出解决失地青年农民就业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社会保障，非农收入预期与宅基地退出决策行为—— 基于上海市金山区、松江区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实证分析政府主导宅基地退出的背景下,经济发达地区农户退出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农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上海市郊区愿意将宅基地退出的农户所占比例高达66.91%;根据其作用程度,对宅基地退出决策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有无城镇保障、非农收入预期、有无城镇住宅、安置区基础设施状况、补偿合理程度、宅基地区位状况及教育程度。研究结论:在上海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宅基地退出时机比较成熟,农户在退出宅基地后可以获得稳定的社会保障和非农收入,退出意愿较高。因此在宅基地退出的实践中,建议政府首先要充分结合实践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满足农户的合理预期收益的补偿标准,建立促进失地农户就业稳定和收入稳定的长效机制。     

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为制定差别化的征地补偿政策提供借鉴。研究方法:以武汉市江夏区、东西湖区、新洲区和洪山区为研究区域,将失地农民分为小于45岁、45—65岁、大于65岁三个年龄阶段,然后以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依据,利用模糊数学法,对不同年龄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进行定量测度。研究结果:(1)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45—65岁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最大,其福利水平下降了18.69%;其次是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下降了16.62%;大于65岁的失地农民下降了12.74%。(2)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各功能性活动指标在农地城市流转后的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存在不同。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健康、社会参与功能均有所下降,社会保障和住房条件功能得到了改善,但变化程度不同,而发展机遇和交往与闲暇功能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失地农民中变化方向不同。研究结论:根据失地农民年龄特点制定合理细致的征地补偿政策,是提高失地农民福利水平、减小福利差异的重要途径。     

失地农民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基于珠江三角洲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珠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就业情况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失地农民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以及非农就业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家庭收入以及集体经济分红收入等非劳动收入较高是失地农民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而对于非自愿性失业的失地农民,年龄、健康和非农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低下是他们未能就业的主要原因。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满意度评价研究

在对云南省245户农户和63位林业管理者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构建的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评价体系进行实证分析。其中,满意度评价过程中指标权重借助G1法与熵值法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方法得到。结果表明:林合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满意度处于"一般满意稍偏高"水平。5个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排序为管理者、未加入林合组织的农户、村委会、加入林合组织的农户、林合组织的领导。由此建议:政府加强资金扶持力度,建立和完善沟通机制;林合组织不断完善管理和服务。     

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与社会和谐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推动下,城市建设用地、外商投资开发用地、乡镇企业用地数量日益增加,因土地被征用而导致的失地农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养老保障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安定、和谐。因此,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包括妥善处理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双重二元经济条件下失地农民补偿问题研究

本文以福建省为例，探讨失地农民问题形成的原因和双重二元经济条件下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的缺陷，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单位农业用地产值和单位建设用地产值两者之间差距不断扩大，征地补偿标准应综合考虑土地的新用途对产值的边际贡献以及土地利用对当地GDP的贡献。     

The policy and praxis of compensation for land expropriations in China: An apprais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lusion

Land acquisition and the subsequent issues incurred have recently become a prominent social issue in China. Aiming to proffer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is unique land-use procedure (in comparison to that in European nations such as the Netherlands and Germany),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evolvement of land acquisition policie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pen-Door Policy in the late 1970s, and assesses the impact of these policies on land-lost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lusion. The major findings are: (1) although existing policies on land acquisition,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compensation, have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in nominal terms, land-lost farmers are still subjected to various forms of exclusion in the society; (2)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revising the existing measures regarding social security, and introduce other supplementary policies that help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bour market (such as occupational training) and discourage th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network exclusions, in the backdrop of rural–urban disparity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social issues caused by the influx of land-lost farmers in the cities.     

江西省县域农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区域差异分析

目的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有关要求以及新阶段“三农”发展现状、特征构建农民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19年江西省103县（区）的农民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方法 文章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从职业素质、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健康水平、市民化水平五方面选取了15个指标构建农民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找出影响江西省农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对2019年江西省103县（区）的农民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结果 （1）江西省农民现代化发展水平主要受职业素质、人均可支配收入、市民化水平等的影响；（2）江西省农民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评价值为0.565 5，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西部高东部低，北部高南部低”的趋势；（3）从一级指标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来看，农民职业素质发展水平、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发展水平、市民化发展水平均呈现出显著的多维性和异质性。其中，职业素质发展水平呈现出“西部高东部低，南部高北部低”的特征，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发展水平、市民化发展水平均呈现出“西部高东部低，北部高南部低”的特征。结论 江西省农民现代化发展进程还有待推进，未来应该在加大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力度、扩大农民增收渠道、加快促进农民就地市民化、加强区域间农民现代化发展交流合作等方面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进一步提高农民现代化发展水平。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综述

研究目的:了解国内学者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现状和动态,介绍和评述解决该问题的思路。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研究结果:对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相关性强的文献进行梳理,国内学者主要对7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改进获取数据的方法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设想。研究结论:国内学者界定了可持续生计的定义,概括了其特征,建立了分析框架,提出了评价体系和量化标准,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多种解决思路,但其研究方法和工具还有待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