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人口问题

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所谓增长理论的第二次繁荣期(内生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时期)中,人口因素是一个相对而言获得较少重视的问题[。1]对于其中诸多问题的探讨似乎应该是人口学或者人口经济学关注的主题,但是对于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增长这样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而言,忽视(或者说不够重视)人口因素的影响必然会造成其理论价值的缺失。     

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

一国经济的增长源于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口增长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力增长的有效性.人口作为理解经济增长的一个切入口,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大决定“逐步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背景下,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予以解读,从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口经济理论及西方学者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展开分析和论证,阐明人口政策适度调整后,经济增长将获得新动力.     

奖一 放二 禁三——关于调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一巨大成绩，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1)1971年至1998年。我国共计少出生人口6．34亿，其中因为计划生育因素少出生人口3．38亿。(2)在这28年间，我国因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人口为家庭节省少儿抚养费约6．4万亿元．     

浅析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作为一个与人口变动有关的经济理论,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依靠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强大的内需市场,积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并驾齐驱,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传奇.     

对新增长理论的改进与发展

在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作为外生变量，其缺陷是没有正确反映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罗默的“研发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克服了这一缺点，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看作为内生为量，然而新增长理论不足之处是它把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当作外生为量，本文在分析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内在变化规律基础上，把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当作内生变量，并分析经济增长遥变化规律。     

保罗·罗默对新增长理论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以索洛(Solow)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但是,或许是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难以摆脱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是被外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所决定的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结果”,70年代初期以来,有关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西方各主要学术期刊上基本消失了。直到80年代中期,在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等人的论文发表以后,情况才有所改观。随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及启示建议

人口增长及生育政策调整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本文梳理了国际国内关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试图将其纳入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从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理清思路,建立规范的理论架构.文章探讨归纳了人口转变理论及用以说明的人口因素变化总趋势,回顾了经济学家讨论这一问题的思路演变和所涉及经济模型的主要思想;然后根据中间变量的不同,分析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路径,并介绍了与上述理论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在此,作者归纳得出了文献研究的结论及启示建议.     

论人口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

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机制运行及其发展趋势 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揭示：我国未来面临人口增长三大高峰,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     

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基于RCK模型,放松了效用贴现因子不变的假设,将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与时间偏好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人口因素(即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稳态消费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稳态消费和产出两者均与人口规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正相关,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稳态资本和产出。基于1996—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即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与人口规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消费、减小人口问题的负面影响。     

工业化与人口问题

纵观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在人口方面一般遇到的问题有：人口素质问题，人口向城镇转移问题，人口大流动问题。有些国家因其国情还会出现人口高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问题。直观而言，工业化属经济范畴，人口属社会范畴，两者联系紧密并相互渗透。因此宏观而言，工业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社会过程。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是一门经济学，可称之为人口经济学。就这层意义讲，工业化与人口问题就必须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人口素质问题古人云“人多势众”，可是在工业化过程人多并非势众。人口促进工业化的关键在于人口素质。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前…     

中国是否存在住房泡沫的“避难所”

本文从中国住房泡沫特征出发,构建“泡沫避难所”假说的理论框架,并在该框架中考虑城市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产生的影响.为检验该假说,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中部城市具有“泡沫避难所”效应,即住房泡沫的增加使东部地区城市人口、人力资本、外来劳动力不断向中部地区集中;(2)在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背景下,住房泡沫的增加造成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的减少与人力资本流失的减缓,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人力资本与外来劳动力的增加.     

特别数字

我国30余年少生4亿人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5年 联合国人13基金日前在全球发布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称,10月底世界人口达到70亿。国家人口计生委表示,在“世界70亿人口日”到来之际,世界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约8000万,我国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少生4亿人,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5年到来。     

双重边界视角下乡镇人口收缩的精准识别与特征分析——以黄河流域为例

文章以黄河流域乡镇为研究对象,以“六普”“七普”、空间遥感和相关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为支撑,提出一种在行政边界（广义）和经济边界（狭义）双重视角下的收缩识别方法,对黄河流域乡镇人口收缩进行精准界定,进而分析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和特征。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乡镇收缩现象,76.82%的乡镇发生广义收缩,45.65%的乡镇发生狭义收缩,其中2629个乡镇同时发生广义收缩和狭义收缩,即真正意义上的收缩,占比36.42%。(2)收缩乡镇的分布呈现出不均衡性,以黄河“几字湾”的西北侧和东侧为主,基本形成了集中连片的分布态势,其中河南省收缩乡镇占比最高。(3)从空间自相关性看,黄河流域收缩乡镇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低—低集聚区和高—高集聚区的乡镇数量占比分别为37.58%和19.25%。(4)相比于非收缩乡镇,收缩乡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更快,老龄化程度更严重、抚养压力更大、人口红利更少。(5)收缩乡镇在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的高值区间内远远低于非收缩乡镇,呈现出发展分异。(6)收缩更容易发生在人口规模较小的乡镇;资源型城市内的乡镇比非资源型城市内...     

中国“人口红利”在消失吗?--基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以“人口红利”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在不同方面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抚养负担比降低,对中国储蓄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也对劳动力投入产出造成影响,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从我国人口普查发展历程看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人口数量统计工作在我国自古就有,随着时代变迁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普查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尤其是2010年5月12日,经国务院第111次常务会议通过,《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自2010年6月1日正式实施,人口普查工作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标志着我国人口统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科学化。对于人口数量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人口再生产发展速度与物质资料再生产之间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给予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启示,是制定我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做到“两种生产一起抓”。     

“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挑战

一、超常的人口转变导致超常的老龄化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武汉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

本文以绝对收入假说作为理论基础,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间接将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变量引入消费函数.通过对武汉市2000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由于武汉市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低于标准消费人,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的总消费和消费率水平会相对降低.武汉市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应当对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社会文化与个体经济背景变化给予充分的重视.     

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中国人口控制目标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野看,我国的长远人口总量应该保持在6亿以下,而中长期总人口目标应设定为“十一五”时期末人口总量控制在13.4亿人以内;202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4亿人左右;2030年人口总量峰值为14.2亿人左右。在峰值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到21世纪70年代以后使我国人口下降到6亿左右。     

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政策的“逆向选择”及其政策思考

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标志人口增长水平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4下降到2000年的1．8，并稳定至今，比其他发展中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人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