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区经济增长动力时空演变研究——基于投资和消费的双重视角

投资和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对我国各省区经济贡献差异明显。本文利用重心模型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对1978～2017年我国30个省区经济增长动力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相关性进行研究，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支出法核算下， 目前我国经济成长整体尚处于向成熟推进阶段， 经济重心经历了“西南——东南———东北” 的离移； （2） 投资对各省区经济贡献呈现出了“东高——中高——西高” 演变过程， 空间上表现出了“高散——随机——低低” 的集聚； （3） 消费对各省区经济贡献经历了北京和广州为中心的消费圈、发展滞后地区高消费和西部地区高消费的演变过程， 空间上呈现出了“ 高散——随机——集聚” 的演变特征。     

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国民福利水平有重要影响。本文在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稳定性主要受产出缺口、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者所有制结构等四大因素的影响,当产出缺口增加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降低0畅97个点;当需求结构（最终消费率）提高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上升0畅79个点;当产业结构提高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上升1畅47个点;当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占比）上升1％,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降低0畅62个点。     

中国工业的用水效率与决定因素——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的分析

工业用水效率的提升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文基于中国 30个省区 2005～2015 年的面板数据， 利用最新DEA 模型——MinDS 估计了各地工业的用水效率； 利用 Tobit模型考察了不同区域的影响因子对工业用水效率的作用。 研究发现： 全国总体的平均用水效率为0.75，东中西的平均用水效率分别为 0.79，0.70和0.77，纯技术用水效率东部表现最好， 而规模效率西部地区表现最优。 另外， 南方省区的工业用水效率要低于北方省市。 工业化比重对工业用水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用水规模对其产生负向影响。 文章给出了加大中西部的技术引入、 协调南北方省市的工业用水效率和提高东中部的环境治理能力等政策建议。     

中国要素禀赋重心与经济重心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1978～2017 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 要素投入与经济产出数据， 利用重心模型刻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禀赋重心和经济重心的时空演变轨迹及其耦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在要素禀赋重心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劳动力重心较为稳定， 资本重心表现出阶段性移动特征， 劳均资本重心在不同时期空间上呈相对稳定的渐进式变化。在要素禀赋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关系研究上， 经济重心始终位于劳均资本重心东南方向， 前期（1978～1991年） 二者位置关系不稳定性较强， 后期（1992～2017年） 二者呈现出“趋同——偏离——趋同” 的演变关系， 总体上我国劳均资本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耦合关系变化更多由区域资本存量变化引起。     

开放经济背景下的产业保护政策--以轮胎产业典型个案为例

在开放经济背景下，政府保护幼小产业的手段受到很大限制。本文构建了以补贴和额外税收为手段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假设合资企业技术成熟，国内幼小产业尚处于学习阶段，考虑双方产品差异化的影响，给出了最优政策解。本文用模型结果解释了战后日本的产业技术促进政策，并以轮胎产业为例，为中国政府保护幼小产业提供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

以5G通信、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工业产业的发展格局,而与此同时,绿色发展的理念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共识,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一代工业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采用2009—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政策、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显著地抑制了工业经济增长,而以电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促进了工业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负的调节效应。政策建议：制定绿色产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避免出台“一刀切”的禁止性政策;进一步支持以电信5G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着重协调好数字技术的增长效应和治理污染的抑制效应。     

技术非对称发展下的区域工业经济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再工业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本文运用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在省际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两种技术进步方式非对称发展下区域工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表明：引进技术和自主研发都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引进技术的促进作用更大，但是引进技术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倒U型”机制，过度引进技术、忽略自主研发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技术陷阱，且在“再工业化”国际趋势下，引进技术的边际收益变小，此外劳动力在模型中的作用并不显著，因此为快速缩小区域工业经济差距，现阶段西部地区应实行以引进技术为主、兼顾二次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同时应注重制定因地制宜的人才激励政策，吸引本地人才回流。     

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提振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增值税转型的研究

减税是稳定和提振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明确减税在何种程度上提振经济增长及其作用机制是优化减税政策的关键。本文利用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全面实施，评估和分析了减税提振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并利用该政策对不同行业实际减税力度的差异以及地区事前产业结构的差异，对不同地区所受的减税冲击进行度量，发现减税显著提振了地区经济增长。结合减税拉动受益企业增长的直接效应与减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的间接效应，本文估计减税的地区乘数在3.5左右。进一步考虑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将地区减税乘数拓展为全国乘数，估计得到减税的全国乘数在3左右。本文还考察了减税提振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以增值税转型为代表的资本性减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主要是通过政策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方式实现，政策拉动就业和促进消费的作用较为微弱。     

贸易、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老工业基地衰落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分析其共性,发现是资源市场配置的必然结果.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在老工业基地发展中,国际贸易、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通过对模型的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给出了平衡增长路径的经济增长率,并系统地分析了在环境污染进入效用函数的情形下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通过对最优增长路径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了贸易对环境质量、经济增长的影响,污染外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约束等.最后给出了模型的综合结论及其现实涵义.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非对称关系及其结构性变迁

本文基于二元Var模型， 采用全样本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进一步采用滚动窗口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这种长期关系的结构性变迁。研究结果表明， 从长期来看， 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对称关系， 即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 但是经济增长未能带动金融发展。更进一步， 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变迁。这种结构性变迁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东北振兴战略” 政策效应的显现， 金融供给政策的推动效应逐渐放大， 金融需求机制不断发挥作用。因此， 要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金融供给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推进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改革， 打破原有过度“行政化” 的金融发展模式。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国工业部门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我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构建工业部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LMDI因素分解模型;对碳排放恒等式进行改进,并将改进的碳排放等式和LMDI因素分解法运用到工业部门的碳排放因素分解中,实证研究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工业部门的能源结构、经济增长水平及人口数量与碳排放的增长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给出我国工业部门的减排政策建议。     

空间集群、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基于城市视角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以我国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在综合考虑内生经济增长和累积因果循环效应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和探讨了可能影响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导致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而验证上述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而为政策提供依据。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群特征,城市所属省份的增长态势、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政策等因素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从整体上来讲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未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经济或不经济。文章分析了其深层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省域货物运输效率评价及时空演化研究——以 “一带一路” 为背景

货物运输效率测度与评价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加快生产要素流通的重要依据，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实施， 对货物运输流通效率与协作的要求也更高。 基于此， 本文利用DEA-BCC 模型，以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为决策单元测度2006 年、2009 年、2012 年以及2015 年中国省域货物运输效率； 并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ESDA） 探索货物运输效率时空演化及关联特征。 结果表明： （1） 自2006 年开始，31 个省市自治区货物运输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整体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2） 从全局空间关联看， 除2006 年外， 其余年份31 个省市自治区货物运输效率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 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 （3） 从局部空间关联来看， 货物运输效率H-H 关联区主要位于中东部， 所占比重较大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西部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空间关联并不显著。 基于研究结果， 以 “一带一路” 为背景提出提高省域货运效率的政策建议以促进高———高位置区域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加强省域间货物运输协作。     

长三角 “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人口—土地—经济—社会” 四维城镇化的协调， 是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与质量提高的重要条件。 本文构建了 “人口—土地—经济—社会”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 并对长三角地区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与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 2005 ～2013 年长三角各个维度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波动中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 在此之后各个维度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出现逐年降低的趋势；2005 ～2008 年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均为中低协调耦合状态，2008 年之后大多数城市为中度耦合协调， 小部分城市达到中高协调耦合；2015 年上海、 苏州、 镇江、 宁波处于低度协调耦合， 扬州、 杭州、 台州处于高度协调耦合，其他城市均处于中度协调耦合。 整体来说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的协调耦合程度仍有待提高。 因此， 长三角地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应从正外部性角度出发， 充分发挥协调度较高城市的集聚效应； 从正内部性角度扩大协调度较低城市的土地供给和调整产业结构。     

相关多样化、无关多样化与地区经济发展——基于中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要求和急剧变化的外部市场环境,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各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产业多样化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熵指标法将产业多样化分解为相关和无关两部分,以中国2003—200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从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两个维度检验了相关与无关多样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相关多样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无关多样化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有助于提高经济稳定性。为进一步考察不同宏观经济形势下多样化在经济稳定功能方面的差异,以全球经济危机为分界点进行了分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当外部市场状况良好时,相关多样化的稳定效应较为明显,当遭遇外部经济冲击时,相关多样化的稳定作用被削弱甚至逆转,而无关多样化则始终发挥着经济稳定器的功能。     

长江经济带金融集聚、 区域创新与生态效率的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提高生态效率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 同时我国大力倡导的可持续发展也对生态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选取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相关数据， 利用区位熵和熵权法测算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 并将空间权重加入到耦合协调模型中， 对长江经济带的金融集聚——区域创新——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表明， 长江经济带的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在波动中不断演进且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以及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 可以分为子系统发展均衡且高度发展型、创新滞后型、生态滞后型以及金融集聚滞后型4种模式。据此，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2005年我国肥料需求将继续以2％的速度平稳增长

2005年3月28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处长杨帆在“2005年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形势发布会暨中国石油和化工百强企业峰会”上表示，2004年我国肥料需求受国家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提高支撑等因素的影响，实现了较为稳定的增长，2005年，我国肥料需求将继续以2％的速度平稳增长。     

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和治理措施

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和治理措施刘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令世人嘱目，但是，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何走出这一困境，使我国经济实现高效、稳定的持续增长，已成为政府和经济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就这...     

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基于产业链的视角

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按先下游部门后上游部门的顺序展开，而产业政策主要支持上游部门发展，形成市场化改革以下游部门为主、产业政策以上游部门为主的配对组合。这一配对组合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化改革主要作用在上游部门而产业政策重点支持下游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更优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基于Liu(2019)的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链位置对市场化改革和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与产业政策分别作用在下游部门和上游部门的经济效果最优。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中国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数据开展数值模拟和反事实分析，比较“下游市场化改革+上游产业政策”“上游市场化改革+下游产业政策”“上游市场化改革+上游产业政策”和“下游市场化改革+下游产业政策”四种组合的产出效应，结果发现，相比于其他三种组合，现实政策组合“下游市场化改革+上游产业政策”对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最大。本文的分析结果为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管理相互配合提供了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