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汇率、 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升级

汇率是国际贸易中现金流量的重要稳定器， 也是影响企业自主研发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以2005年7月～2018年11月的数据为样本， 构建VAR模型， 通过协整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 技术创新和对外贸易升级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人民币实际汇率、 技术创新和对外贸易升级三者之间存在动态的长期均衡关系； 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升级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人民币汇率是技术创新、 对外贸易产业升级的格兰杰原因， 汇率对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具有滞后性， 从长期来看， 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通过 “市场竞争效应” 和 “中间品技术溢出效应” 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也会给对外贸易结构优化产生正向冲击。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动态效果研究——基于理论模型和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国内经济增长效应为出发点，选取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和相关数据，相继构建理论模型和ＶＡＲ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格兰杰检验等方法探究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以期明晰“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挖掘和验证经济增长外部引擎路径与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智力支持。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长期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间保持着正向均衡关系，而短期中，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引致的经济增长效果还比较微弱，有待合理规划产业投资布局以逐步释放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保障经济持续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     

国家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八大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位熵和 Malmquist 指数测算其金融集聚和经济效率，运用系统GMM和面板回归实证检验其金融集聚与经济效率关系。结果表明：整体上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促进效应；各城市金融集聚均对规模效率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他分解指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得出以市场化为改革核心、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脱虚向实”、推进创新驱动和扩大金融开放等建议。     

民航运输对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实证：2002～2012年

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形势下,民航运输因其是唯一可以提供世界范围运输网络的交通运输方式,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是伴随着政府规制的调整逐渐向前发展的,而市场化改革更是民航运输与经济关联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充分考虑了民航市场化改革这一节点因素,选取2002～2012年的数据,对民航运输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民航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明显显现。这对于正确认识民航运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积极谋求民航运输的适度前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基于 DGE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居民、贸易与非贸易企业三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演绎了出口贸易、消费品与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以及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其内生作用机理，并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予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消费品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相同单位的边际制约效应；出口贸易通过直接与间接拉动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与加工贸易通过直接与间接推动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出口贸易与加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还存在“乘数”现象。本文的发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贸易政策改革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长江经济带的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长江经济带的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 2007～2016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度， 并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 检验了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是否存在增长效应及辐射效应。 结论表明， 长江经济带的金融产业集聚实现了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效应以及对周围地区的辐射效应。 基于实证结果， 本文提出要加快长江经济带各金融中心的建设、 发挥金融中心的辐射功能等政策建议。     

我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是有效实施供给侧改革以及顺利进行“一带一路”战略工作的根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中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借助DEA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比分析全国与“一带一路”国内段沿线地区硬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其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的硬性基础设施投资，“一路”的软性基础设施投资呈现较高的技术效率水平；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呈鲜明的空间依赖性；与全国比较，硬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一带一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硬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一带”沿线的效应较大，尤其是对西北地区产生的本地和溢出效应最大；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最明显促进“一路”沿线的集约化水平及带来显著的积极外溢效应。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金融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实证分析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处于技术世界前沿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将带动金融结构向金融市场化方向发展。本文针对我国金融结构和产业发展的现状,建立了包括金融与产业因素两变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运用单整、协整与格兰杰方法进行检验并对模型进行估计,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动直接金融的发展,而是促进了银行信贷的扩张,强化了以间接金融作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同时,高技术产的发展没能发挥促进我国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进一步从银行“搭便车”行为、我国高科技产业低风险特性以及我国主要资本市场上市门槛过高三方面解释了我国高科技产业与金融结构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正向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方向转变,制造业也将更加科技化、智能化,面对这些新情况,提出了“十三五”期间促进高科技产业和金融市场共同发展的五条政策建议。     

“互联网＋”与金融结构变迁——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数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 计划指明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进行深度融合的产业调整发展方向， 故探索 “互联网＋” 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中国 31 个省 （市、 自治区） 2005～2016 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 SYS－GMM 计量分析方法， 研究 “互联网＋” 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的作用。 得出结论如下： 从全国层面来看，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区域层面来看，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中部地区的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最后， 依据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对外贸易的发展、 结构与作用分析——以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双边贸易为例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 “一带一路” 倡议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传统服务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呈下降趋势， 新兴服务贸易发展迅猛； 货物贸易方面， 我国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呈下降趋势， 资源密集型产品则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 随着我国与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关系的不断加深， 我国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也不断增加。 对外贸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表现为： 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变， 降低国内低附加值产品的库存和产能， 促进高附加值产业的扩张和价值链的延伸， 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中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地区层面的视角

选取1978年～2009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之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对中国以及中国分地区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从各个地区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结果却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两个方面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在回顾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中外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利用我国1978-2004年期间的年度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技术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我国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这就支持了加快我国金融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热点问题.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宏观数据及股市规模、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季度数据,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学检验.得出的结论是:总体上,中国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对股市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双核。中国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可以作为新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理论层面,经济增长通过收入效应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则通过投资拉动机制、消费刺激机制、产业优化机制、创新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层面,选取1978～2012年城镇化率和人均GDP 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发现, 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长期的均衡关系;选取200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全国和东、中、西部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泰尔指数,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化的省际差异总体呈现缩小趋势。     

技术非对称发展下的区域工业经济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再工业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本文运用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在省际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两种技术进步方式非对称发展下区域工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表明：引进技术和自主研发都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引进技术的促进作用更大，但是引进技术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倒U型”机制，过度引进技术、忽略自主研发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技术陷阱，且在“再工业化”国际趋势下，引进技术的边际收益变小，此外劳动力在模型中的作用并不显著，因此为快速缩小区域工业经济差距，现阶段西部地区应实行以引进技术为主、兼顾二次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同时应注重制定因地制宜的人才激励政策，吸引本地人才回流。     

区域经济增长与煤炭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为研究区域经济增长与煤炭价格关系,以陕西省为例,首先初步研究了陕西经济增长与煤炭价格的相关性,然后对两者进行了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确立了两者具有长期协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确立了陕西经济增长与煤炭价格的短期动态关系。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优化陕西煤炭产业价格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策建议。     

我国超大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城市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消费,而能源消费直接导致大量的碳排放,深入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对超大城市实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别选取了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和重庆市1995～2014年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对两者的脱钩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长期内实施碳减排政策不会阻碍超大城市经济增长的结论。因此,超大城市应该积极推动低碳城市建设,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和倡导低碳生活。     

江苏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依据1985~2009年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和GDP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为保持江苏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运用各种措施,通过政策的有机组合实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

“一带一路” 的发展导向特征使其不同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从 “两缺口模型” 和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入手， 在测算分析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存在资金缺口的基础上， 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聚类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是促进作用会随沿线国家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而减弱； （2） 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阶段，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随着东道国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替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3） 资本和劳动投入是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