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与驱动机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中国城镇建设的重大战略性举措。本文基于中国 2005 ～ 2016 年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建立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 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进行检验， 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1）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处于提升态势， 但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呈现“ 东高西低” 的空间格局； （2） 中国新型城镇化保持稳定的区域分化的分布现象， 空间集聚效应显著； （3） 本区域基础设施、技术进步、教育投入、贸易开放度和外商投资与新型城镇化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 邻近区域的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地区信息化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性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降排放、 稳增长的转型阶段， 信息产业是能够做到生产源头、 过程和成品低污染的高效绿色产业， 以信息化促绿色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本文利用 2006～2017 年中国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采用 Super-DEA 测度了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 构建SDM 模型分析信息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 为明确地区间发展差异， 进一步区分东、 中、 西部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 （1） 就全国和东部而言， 绿色经济发展具有负外部性， 中部则呈现出正外部性。 体现出东部对周边地区的资源依赖性和中部的协同发展能力； （2） 就全国和东部而言， 信息化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但两者在中部呈现负相关。 反映出不同信息化水平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 （3） 此外， 产业结构升级、 对外开放等因素也促进了地区绿色经济发展。 体现了绿色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金融创新、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8～ 2017年全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 通过DEA模型测度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 利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金融创新、 新型城镇化及经济增长的动态演变过程加以阐述; 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及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分析三者的空间相关性; 采用超越对数函数, 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创新、 新型城镇化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省域经济增长、金融创新和新型城镇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 金融创新和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效果显著, 但二者交互项却抑制经济增长, 说明二者融合度欠缺, 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基于此, 应充分认识到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是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途径, 而加强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引致金融创新活动是扩大资金供给的关键。     

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引入新型城镇化,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新型城镇化门槛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越大。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双核。中国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可以作为新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理论层面,经济增长通过收入效应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则通过投资拉动机制、消费刺激机制、产业优化机制、创新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层面,选取1978～2012年城镇化率和人均GDP 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发现, 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长期的均衡关系;选取200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全国和东、中、西部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泰尔指数,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化的省际差异总体呈现缩小趋势。     

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把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与生产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速贡献率的比值作为经济集约化水平， 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对经济集约化增长的影响以及 OFDI 对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经济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存在本国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集约化水平显著负相关； 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集约化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 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和经济的集约化增长。     

金融发展、分工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

金融系统与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与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全国总体和分区域为样本,主要考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分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为金融分工体系构建与产业专业化水平提升提供经验证据。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显著正效应,在考虑金融发展因素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仍为正效应。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且金融发展对分工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其中,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但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十分重要。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产业分工水平的提升,进而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样本,构建城镇化及其与就业、收入差距、投资、贸易等因素的交互项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据此实证分析了中国及各地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从作用机理看,城镇化主要通过增加非农就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则抑制了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依次提高的梯度分布,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突出.     

国际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基于 DGE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居民、贸易与非贸易企业三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演绎了出口贸易、消费品与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以及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其内生作用机理，并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予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消费品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相同单位的边际制约效应；出口贸易通过直接与间接拉动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与加工贸易通过直接与间接推动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出口贸易与加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还存在“乘数”现象。本文的发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贸易政策改革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是有效实施供给侧改革以及顺利进行“一带一路”战略工作的根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中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借助DEA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比分析全国与“一带一路”国内段沿线地区硬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其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的硬性基础设施投资，“一路”的软性基础设施投资呈现较高的技术效率水平；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呈鲜明的空间依赖性；与全国比较，硬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一带一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硬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一带”沿线的效应较大，尤其是对西北地区产生的本地和溢出效应最大；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最明显促进“一路”沿线的集约化水平及带来显著的积极外溢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

“一带一路” 的发展导向特征使其不同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从 “两缺口模型” 和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入手， 在测算分析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存在资金缺口的基础上， 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聚类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是促进作用会随沿线国家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而减弱； （2） 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阶段，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随着东道国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替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3） 资本和劳动投入是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本文通过研究城镇化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发现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按照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随着城镇化率的继续提高,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会放缓。本文建议要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中部崛起。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集聚、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异质产业集聚与协同集聚视角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地级市为例， 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制造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形成有效互动， 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 且不能通过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协同集聚经济效应的发挥更加依赖当地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 只有当技术创新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 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 若低于这一水平， 协同集聚会抑制区域经济增长。     

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时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熵权法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数， 在考虑控制空间因素和内生性的基础上， 通过贝叶斯后验概率确定了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存在正向空间协同性； 空气污染表现出明显的“ 漏出效应”、“叠加效应” 和“警示效应”；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性， 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最大； 从新型城镇化的微观层面来看， 人口与生产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所占权重最大， 该因素加重了空气污染； 居民生活与社会发展对空气污染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为减少空气污染， 应加强空气污染联合防治；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注重新型城镇化提质发展。     

产业结构跨期演变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Moore指数和因子分析法分别测算了全国及东中西部2000～2015年的产业结构跨期演变程度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并运用统计分析法及固定效应模型、全面FGLS估计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产业结构跨期演变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跨期演变程度大小依次为东、西、中部，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低依次为东、中、西部，均呈现出区域差异性。（2）全国及东西部产业结构跨期演变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部作用不明显，且结果稳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见，加快产业结构跨期演变，推进“产城一体化”，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区域配送中心的选择

毫无疑问,我国的整体经济增长属粗放型方式,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资本的高投入推动的,１９５３～１９９５年资金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达５８－８％。改革开放以来虽有所改变,但从“八五”期间国民经济增长的投入率和要素增长率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系数、资本投入效率、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太低,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紧张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样的资源配制是不合理的,对以后经济增长的实现也是不利的,这就要求我国经济从意识、体制、方法上加以调整,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进程。另外,中国…     

生产要素流动、区域协调一体化与经济增长

优化生产要素流动方式、协调生产要素供给与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1］ 。本文借助全国30个省市区2001～2016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对生产要素流动及区域协调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展开研究。结果表明： 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及提高区域协调一体化水平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但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区差异。政策含义： 全国各地区应当合理协调配置生产要素资源， 优化要素自由流动机制， 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制度变迁、教育层次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2001～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因素和制度变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变迁因素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且能够有效释放各教育层次劳动力,对劳动力的释放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效率水平相关;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最显著,且各教育层次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显著的区域差异;物质资本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城镇化、第三产业和房价的关系研究

城镇化进程加速带来了庞大的住房需求， 房产市场供不应求， 房价涨幅攀升。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相互促进发展， 房价持续高涨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008～2017年全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 针对城镇化、第三产业和房价的关系进行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 在1％显著性水平下， 城镇化水平和房价、第三产业产值和房价均显著正相关，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会带来当地房价的上涨， 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优化第三产业结构， 有效调控房价水平。     

科技人力资源、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9～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科技R&D人员、人力资本存量和创新效率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分析科技人力资源与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范围而言,科技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重要,科技人力资源中的R&D人员次之,人力资本存量最低。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较大,东部、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效应最高,但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效应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