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投入、资源依赖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4年全国30省市的面板数据，首先就资源依赖对R&D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的影响及挤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之后分别以R&D资本投入和R&D人力投入为门槛变量构建了面板门槛模型，对“资源诅咒”现象产生的机理和其地区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R&D投入的挤出效应随着地区资源依赖度的提高而更加显著；地区资源依赖程度越高，R&D资本投入所产生的门槛效应就越显著，而R&D人力投入却并未表现出相同趋势；R&D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资源依赖程度成反比。     

外部融资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1~2015年沪深A股199家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面板门限方法，研究外部融资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D投入随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呈现“U”型趋势；长期负债占比、大股东持比、前十大股东（不含大股东）持比虽然不存在门限效用，但均与R&D投入呈显著线性关系。其中，长期负债占比、大股东持比与R&D投入呈负相关；前十大股东（不含大股东）持比则与R&D投入呈正相关。因此，企业应当灵活使用外部融资方式，结合自身发展阶段，通过提高R&D投入来推动技术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 省级创新体系与我国上市公司 R&D 投入

本文采用我国 2008 ～ 2016 年 5052 家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创新体系 NIS 和省级创新体系PIS 对企业R&D 投入的影响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企业R&D 投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 当期的国家创新体系NIS 和省级创新体系PIS 对滞后一期的上市公司企业R&D 投入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省级创新体系PIS 对企业R&D 投入的影响要显著强于国家创新体系 NIS， 即就企业创新而言， 省级创新体系PIS 的影响要优于国家创新体系 NIS。 更为重要的是， 国家创新体系NIS 和省级创新体系PIS 对企业R&D 的影响具有互补效应。 这一结果表明， 中央及各省政府应该着力提升国家和省级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关于中国能R＆D投入的研究

能源研究与开发(R&D)投入研究是能源R&D计划政策分析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结果表明,2000年中国能源R&D的经费投入约占全国R&D投入的6.43%,占全国GDP的0.064%.能源R&D政府资金占能源R&D经费的比重为10.65%,占GDP的比重为0.0068%.这一比重远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2000年能源R&D预算占GDP的比重.在绝对数量上,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例如仅为日本的1.8%.通过分析其他国家政府的能源R&D经费在技术领域投向上的趋势,指出目前国际上多数国家的能源R&D投入分配倾向是清洁能源.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实证研究

“绿色”作为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新契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探索合理的政府干预手段和适当的调控强度,环境规制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能源企业项目低碳转型和资源利用有效提升成为重要议题。因此,选取2012—2021年172家能源行业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绿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完成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直接改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不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解结果的影响;(2)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是环境规制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3)区域经济发展匹配度受地理因素限制,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应实施差别化环境规制策略、丰富环境规制工具;培育绿色低碳领域创新主体、引导技术资源联通优配;融合发展区域绿色生产、调整污染治理技术高效转型,以期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投资率长效发展。     

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的问卷调研——动机、职能与技术外溢渠道

本研究针对47家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实施调研,运用7点Likert量表问卷获取第一手数据,通过因子分析、信度分析、聚类分析和Scheffe多重比较分析等统计方法,部分证实了“跨国公司R&D机构职能定位因R&D投资动机不同而存在差异”、“跨国公司R&D技术外溢渠道因R&D机构职能定位不同而存在差异”等两项研究假设。揭示出“全球技术型”R&D机构倾向于与本土机构开展研发合作,“技术转移型”R&D机构开展技术交流的意愿较低,“市场导向型”R&D机构对研发成本不敏感等检验结论,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VAR 模型的科技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科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渐重要， 科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越加明显。 本文根据吉林省 1995～2015 年科技服务业增加值、 经济增长和R&D 经费投入的数据， 通过构建VAR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经济增长对科技服务业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同时科技服务发展对经济增长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其中科技服务业增加值与R&D 经费投入均受到经济增长较强的影响， 而科技服务业增加值与R&D 经费投入虽然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但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 当前应该加大吉林省R&D 经费投入， 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

基于我国普遍存在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投入背景,本文以我国2009~2018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废物排放、废物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4个方面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逐年上升,但是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仅起到有限的激励作用,政府科技投入对在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发展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制造业“清洁化”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验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为了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各国普遍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实施了环境规制。那么,严格的环境规制真的能促进制造业的“清洁化”吗？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9～2013年的制造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清洁化”高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并通过构建GM（1,1）模型进行预测,并得到结论：环境规制是影响制造业“清洁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清洁化”高度呈“剪刀差”现象。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发展效率及其协同效应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被誉为全球第六大城市群， 是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群， 其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也要做到工业绿色发展和工业创新发展。 本文通过采用全局超效率 SBM 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 18个重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 创新发展效率和绿色创新协同程度进行测算， 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保持稳步增长； 创新发展效率整体偏低， 发展缓慢； 绿色创新协同效应显著， 平稳增强。 总体而言， 上海、 浙江的整体效应优于江苏， 江苏省内扬子江城市群优于苏北。 为推动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协同效率的发展， 应加快创新技术研发， 推动绿色生产技术改善； 优化环境规制政策， 建立产业生态补偿制度； 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设开放创新平台。     

事业单位R＆D统计指标的采集

一、航天产品R&D指标的界定研究与发展(R&D)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活动。创新R&D阶段,是创新的前期阶段,是创新的投入阶段,是创新投入的物质和科学基础。它一般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航天工程是由多种学科、多种专业按照总体统一设计方案分工协作实施的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大规模的系统工程。航天产品技术复杂,综合性强,协作面广,研制周期长,在一定的计划期内往往有多种型号产品处于不同的研制阶段,如既有正在研制试验的型号产品,又有正在设计的新型…     

研发补贴与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考虑政策耦合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本文从“政策-环境-市场-投入”方面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补贴、环境规制政策及二者搭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间接以及总效应特征,为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完善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65%,发挥着主导作用;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微弱,且本地效应为负,空间溢出和总效应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尚未显现;(2)两类政策搭配下,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为正,空间溢出效应与总效应为负,均不显著,政策搭配的耦合效果较弱;(3)技术市场影响方面,市场流畅度的本地驱动效应为正、空间效应为负;市场厚度的本地和空间影响均不明显。挖掘环境规制政策的创新潜力,关注两类政策搭配耦合机理,发挥技术市场与区域协同的创新引导效应,应成为中国式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绿色信贷是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大政策创新。本文使用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内外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开展前端治理和绿色办公的可能性,加快了企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其他治理方式的转型。以上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资金使用效率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资金成本、收窄融资渠道的外部约束和增加企业环境关注两种方式影响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水平。绿色信贷政策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影响存在差异性,位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和高管教育背景较好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绿色信贷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要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关注企业行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强化资金管理能力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放大效应。同时,重视企业内部环境治理意识的培育,有机结合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不同类型企业绿色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