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没有对国内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期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基于创新能力的角度,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升了我国创新能力,并考察不同地区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具有差异性。利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包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但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期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基于创新能力的角度,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升了我国创新能力,并考察不同地区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具有差异性。利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包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但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际技术溢出研究的新论题。本文在总览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模型,并利用10个典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对技术领先国家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其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国内研发所代表的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影响;印度和俄罗斯对技术领先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对其技术进步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作用甚微;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中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其技术进步的作用较小,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表现出抑制作用。     

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本文依据1985～2008年我国对1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测算了通过OF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对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从吸收能力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程度受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其中研发投入的不足造成的技术吸收的阻碍更大。     

中国TS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水平提升影响程度研究——基于溢出机制和影响因素的视角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TSFDI)是一国利用技术外溢效应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的有效路径,在推进我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文章以1985~2015年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甄别为基础研究了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即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引致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0086%,效应程度不及国内研发和进口贸易;此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受到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差距等因素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较新论题,也是中国政府推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预期之一。本文利用2003～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吸收能力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大小。另外,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国内R&D投资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同时阻碍了国内技术效率的提高。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母国制度环境正逐渐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论文运用2003~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母国制度环境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的教育扶持、科技扶持、金融支持、政策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未能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地促进了该区域企业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在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方面仍有待改善。     

人力资本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回归技术

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双门槛效应。只有在人力资本跨越了10.5038这一门槛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才显著存在,未跨越这一门槛值的省份,人力资本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有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跨越50.4804的少数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影响略低。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依据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算了通过O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就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     

FDI对我国电子工业生产率的行业内溢出效应研究——以1996—2001年43个细分行业为例

本文考察了外资对中国电子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利用1996—2001年期间电子行业的9大部门和43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并按照无形资产比率、出口比率和国有资本比率对43个细分行业进行了分组检验,我们发现,1996—2001年期间中国电子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呈现明显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且在不同的行业呈现较大的波动。在无形资产比率高、出口比率高、国有资本比率高的行业,外资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在国有资本比率低、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外资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国有企业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说明国营企业引进外资是一种长期有效的学习跨国公司经验的途径。而且,跨国公司通常被高生产率的电子行业所吸引,在这些行业溢出效应明显存在,但对于一些外资比率低的电子行业,这种正溢出效应不显著。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on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China’s electronics industry. Using panel data of 9 major sectors and 43 sub-sectors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during the period 1996—2001,and doing group test according to the ratio of intangible assets,the export ratio and the state-owned capital ratio of the 43 sub-sectors,we find that during 1996—2001,labor productivity of the Chi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 showed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and large fluctuation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industries that have high intangible assets ratio,high export ratio and high state-owned capital ratio,FDI played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labor productivity than in industries that have low state—owned capital ratio and low technology conten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a positive effect in promoting labor productivity,indicating that introducing foreign investment is an effective long term route to lear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perienc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oreover,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always attracted to higher productivity sub-sectors,implying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se industries,while in sub-sectors with low rate of foreign invest-ment,the spillover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高新区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研究——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

利用2005—2013年武汉东湖高新区的相关数据,对研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IFDI）技术外溢效应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园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选取了人力资本与贸易开放度作为高新区内的吸收能力的衡量指标,以考察这两个因素对IFDI对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新区IFDI对区内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地负向溢出效应,而且高新区研发人员比重与I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关联性;而贸易开放度对IFDI对区内的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高新区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提出了几点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获得外国先进科学与管理技术的重要渠道。通过对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的初步分析,得出在21世纪初,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商投资在总体上对内资部门产出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的外溢效应为正,但这一外溢效应的作用并不是太大。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我国引资的质量,提高运用外资的效益,转变全国经济增长方式。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域2011—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异质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科技资助除了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直接正向激励效应外,而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而产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在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产权性质在两者间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Technological factors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Evidence based on a panel threshold model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factors, including indigenou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s, technology spillovers coming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export, and import, on Chin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covering 30 provinces over the period 2000–2014, our results confirm that indigenous R&D investment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promoting TFP. Linea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except for export,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s through openness are beneficial for TFP growth. However, a further discussion based on a panel threshold model suggests that the different behaviours of the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are dependent on the technological absorptive capacity affecting factors, such as human capital and indigenous R&D investments. The human capital will strengthen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each technology spillover. However, R&D intensity initially tends to hamper their spillover effects. Once the R&D intensity exceeds a certain level, the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of export on TFP tends to be alleviated, and th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mport on TFP will increase.     

FDI对我国工业部门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四大经济区为例

近些年来,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FDI的载体——跨国公司是绝大多数先进技术的创造者,也是全球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的主体。本文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模型,按照河南省四个经济区的城市划分将数据分为三组,分别得出了FDI在不同的经济区产生了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基于分析结果,最后提出了提高FDI在河南省工业部门技术溢出效应的一些政策建议。     

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性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基于江苏省与广东省的比较研究

江苏和广东是我国FDI流入最为集中的地区,有关资料显示,两个地区的外资流入量占我国外资流入量的60%左右,同时流入两省2/3的资金流向工业。本文检验了1995～2006年间江苏与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检验了FDI外溢效应影响因素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和R&D对外溢效应的影响。研究认为,从总体上看两省利用FDI有正的溢出效应,但并不显著。     

国际技术溢出与我国生产率的变化：基于FDI和进口渠道的研究

本文利用1990—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测算我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基于FDI和进口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的技术溢出均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生产率的增长,但随着FDI和进口额的增加,其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递减的。人力资本对提高生产率,加快生产率增长速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的检验

跨国公司R&D投资能否帮助中国内资部门提升产出的技术效率,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研究价值的命题。本文利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重点考察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中国省区的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基于SFA方法的检验结果显示: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中国省区技术效率提升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跨国公司R&D投资的溢出效应明显呈现出地区差异性的特点;竞争效应是导致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而示范模仿渠道的溢出效应相对有限,其关键原因在于本地相对滞后的技术吸收能力制约了跨国公司R&D投资溢出效应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