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大陆三大城市群城市发展的环境效率研究

以中国大陆三大城市群为对象,研究环境成本投入与生产、生活面向的产出效率。采用可处理多项投入及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分析城市群内部的环境效率,并将分析结果以GIS进行可视化。结论表明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存在差异,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属于强势效率单位,环境效率表现稳定;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大部分处在技术效率发展前沿,建议由改变投入项的"资源使用数量"来改善部分城市规模效率递减的情形;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尚未成熟稳定,环境效率的敏感性高,须加大对以水资源为优先的环境成本投入的利用效率。     

舒适性视角下流动人才居留意愿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吸引和留住人才是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流动人才问题已成为各界关注热点。基于2014—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城市舒适性理论，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探究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才居留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才居留意愿以上海-池州线为界，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受其自身特征和流入地城市舒适性的共同影响，且城市舒适性表现为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城市舒适性理论在解释流动人才居留意愿方面的适用性；不同类型舒适性对流动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城市群与机场群耦合协同测度与评价——以我国四大城市群38市为例

打造协同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与机场群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四大城市群为例，充分考虑城市群核心机场的引领带动作用，运用相关系数法、熵权法、耦合协同度、莫兰指数等模型在时间与空间维度共同对各城市群与其机场群、内部各城市及对应机场、所有机场间发展协同性进行分析研究并分类排序。结果发现：一是四大城市群与其机场群基本实现协调发展，内部协同度层次结构分明，协调性有待均衡提升；二是协同度与城市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与空间布局有一定依赖性；三是核心城市、核心枢纽机场对整体发展协同水平贡献较大；四是城市群与机场群耦合协同度时间截面与空间维度测算结果整体相同，局部存异，核心城市与机场耦合协同度的空间集聚带动特征明显。     

京津冀城市空间布局的政策设想和优化方案

从全球范围看,许多国家以综合性首都为龙头,通过跨行政区域的资源整合和功能协作形成都市圈或城市群,以保障首都功能实现,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和发展水平.本文以京津冀地区功能定位特点与空间整合布局相结合,对京津冀城市空间布局进行了优化方案设计,提出政府引导下促进京津冀区域空间要素整合的保障措施.     

三线冲突下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研究

本文构建8项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和基于经验贝叶斯修正的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来分析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提供土地利用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明显,且规模效率的提高推动技术效率进步,使得Malmquist生产率也得到相应的上升;在空间全局上表现为空间正相关,局部空间格局集聚效应变化较明显,即南边城市在空间上呈现高值集聚状态,北边城市则为低值集聚状态等土地利用效率时空分布特点,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提供参考依据.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演化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评估，运用耦合引力模型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其结构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整体绿色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强度呈现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上海、苏州等城市长期处于网络核心，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深，出现了武汉、长沙、重庆等次级网络中心；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可分为四大板块，各板块间差异明显；城市开放程度、环境规制等差异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呈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地理距离等差异因素则呈显著负向影响。     

中原城市群经济增长、产业空间布局及其交互效应研究

城市群是不同发展水平的都市圈通过竞争与合作形成的空间交互与叠加的经济区域。城市群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要素禀赋、结构、功能及创新等方面,城市群经济增长需要从要素投入、产业布局、空间异质性等多重维度进行考察。引入空间权重的中原城市群经济增长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对资本积累的依赖程度较高,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中原城市群内部联系较弱,创新程度较低,没有形成基于空间和产业的多维价值链,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的城市体系尚未形成,产业升级效果不明显。中原城市群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在发展中应体现柔性化、层次化、多样化和多核化的发展理念和推进措施,各城市内部形成"中心+组团"发展格局,形成优势互补、开放协同和功能完备的城市体系,加速推动空间效应的形成和提升,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研究——基于新古典超边际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生产性服务业人均产值低、城市间发展差距大等制约城市群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忽视。化解当前难题需要立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与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产品的偏好、城市群交易效率的关系。新古典超边际分析理论从分工视角、以超边际分析模型为手段为城市如何选择与其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指明道路。集聚模式影响城市群交易效率，进而影响宏观分工水平；反之，交易效率的改进能够提高城市群绩效，推动能够体现微观主体偏好的集聚模式变迁。在城市群分工深化、广化过程中，城市通过将宏观效率与微观意愿结合的方式选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大城市“行星环”辐射作用，构建城市群功能互补的“拼图式”格局，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首都经济圈九城市环境综合评价

文章通过对首都经济圈的京津冀九城市群的环境状况分析，建立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层次分析法对九个城市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找出影响城市环境的关键因素及需要进行环境治理的重点城市，同时，提出了城市环境建设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我国发达地区“锈带”分布及其演化

"铁锈地带"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以我国四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锈带"概念及典型特征,从经济、产业、科技、环境、社会5个维度构建"锈带"指标体系,测算2003—2016年我国发达地区城市"锈带"指数,识别"锈带"时空分布及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发达地区72. 5%的城市呈现出较严重的"锈带"问题;东北地区城市群"锈带"程度最高,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城市群次之,珠三角城市群最低;15.2%的城市处于"锈带"危机之中,34.7%的城市未实现"锈带"危机的突破。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物排放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式分权视角的动态杜宾与分位数检验

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视角,探究中国式分权通过异质性规制作用于雾霾污染物排放绩效 的机理;首页摘要 , 利用关联网络 DEA Hybrid Network 模型测度我国省域雾霾污染物排放绩效 ; 并采取动态空间杜宾和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中国式分权直接促进雾霾污染 物排放,经济规制、行政规制与社会规制均减弱雾霾污染物排放,在中国式分权作用下经济规制 加速雾霾污染物排放,个人规制抑制雾霾污染;(2)从溢出效应来看,经济规制溢出加剧周围雾 霾污染,行政规制和社会规制具有雾霾治理示范性;(3)据分位数回归结果,经济性规制影响呈 U 型变化,行政规制和社会规制影响随雾霾恶化呈递增型,而个人规制影响则较平稳;(4)分城 市群回归显示长三角雾霾污染物排放绩效的分权影响力最高,京津冀的经济规制和行政规制效力 最强。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自“2+26”城市的证据

利用2010-2019年中国29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和“2+26”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我们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发现：(1)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和质，但未促进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2)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自然资源异质性，相对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面对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时，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表现更差；(3)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样存在明显的区位异质性。东部发达城市在强环境规制条件下能够快速反应，以产业结构升级应对污染治理要求，而中西部城市受限于自身发展基础，较难快速完成这一目标；(4)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主要有倒逼技术进步和外商投资两条，利用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两条路径，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验证了与“污染避难所”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最后，从环境政策制定者、响应者两方出发，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演变特征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但空间不均衡趋势明显;三次产业发展较快,占全国城市群比重从6.02%、10.85%、11.35%上升为7.88%、8.90%、13.10%,在全国城市群占有重要位置。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造成了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利益的冲突,京津冀城市群尚未形成有效的产业对接路径,就业结构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发展的需要,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发展升级的必由之路。     

京津冀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区位熵对京津冀地区13市2008—2019年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并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自相关分析对京津冀城市群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关联性进行了探究,最后引入3种空间计量模型对其空间溢出效益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对外开放水平等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影响。文章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群经济发展——来自285个地市级城市的面板数据

城市行政级别是政府干预的产物之一,本文以地市级城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全样本分析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的对比分析可知,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越好。政府行政干预不仅直接影响经济,而且还通过间接作用于人口、投资、财政支出等内容来影响经济,且这种间接影响表现为城市群的差异化特点,如城市行政级别对投资的干预在长三角城市群最强,城市行政级别对政府支出的干预在京津冀城市群最为明显等。     

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否激励企业创新和绩效提升？

基于2012—2019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异质性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都验证了强“波特假说”,在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发挥其中介作用,显著促进财务绩效的提高。在进一步研究中,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在产权及地区的分组回归分别体现出不同的回归结果。根据研究结果,对政府合理调整环境规制以及企业正确看待环境规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城市规模分布比较

本文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城市规模分布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为反映较大城市整体人口占比情况．研究依据城市指数和位序一规模法则设计了2-11城市指数和4—11城市指数．同时借助齐普夫定律对城市群的整体集中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规模分布最为合理．而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均偏离住序一规模法则的理想状态。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