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1990-2004年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一个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框架,分析了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利用1990-2004年省际数据,发现FDI在中国各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FDI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西部地区作用甚微;FDI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和资本挤入效应,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不是技术外溢效应,在西部地区,资本挤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均不明显.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吸引FDI进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显著提高FDI的吸收规模.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吸引FDI的进入和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FDI、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东、中、西部的1993年至2007年的年度样本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等现代计量方法,定量分析了FDI、进出口贸易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和出口贸易仅在东部构成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也表明,在不同的区域条件约束下,FDI、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并无稳定一致的关系。     

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将采用计量模型 ,利用30个省市1990～1998年数据对不同地区FDI和GDP的关系 ,FDI对不同地区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建立计量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模型 ,得出 :FDI的流入对全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正面影响。就是在地区差距方面 ,90年代 ,FDI有向中部扩展的趋势 ,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但对西部地区 ,FDI的流入 ,由于数量少 ,短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可能太大。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FDI:区域增长的溢出效应与政策路径选择——基于陕西省面板数据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进步具有重要影响,进而会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中,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区域经济增长的较大差异,充分利用FDI,利用其在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中的溢出效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如何建构有效的增长路径,能否在产业结构变迁中将FDI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那些应当成为政策制定关注的核心问题等,成为研究FDI对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利用陕西省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建立简单的数理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FDI的产业溢出效应,根据目前市场化推进中FDI在各产业行业的应用状况,试图探索FDI在经济增长路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的结论表明:目前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应该将产业结构调整和FDI有效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资源环境和市场机制,构建稳定发展的路径。     

区域投资实际汇率、FDI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跨境投资视角测度中国2000~2017年29省时变权重的区域投资实际有效汇率(RIREER),并将汇率、FDI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从汇率水平和波动两维度深入考察经由FDI渠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IREER升值有助于吸引FDI,进而对东道国(地区)经济扩张产生积极作用,该积极作用在沿海地区效果更为显著,拉大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增长差距,但RIREER升值对FDI的边际吸引力递减。RIREER波动导致FDI流出,对东道国(地区)经济产生负向冲击,该负向经济冲击对沿海地区影响更为明显,缩小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增长差距,但汇率风险增大引发FDI流出的边际作用递减。     

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吗?——基于“双循环”背景的实证检验

通过观察一个国家的IFDI、OFDI常常与该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的现象,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依据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分析,推演两者之间的空间内生性逻辑。实证方面,基于2003-2018年中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和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GS3SLS)估计,运用空间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效应进行了统计测度。研究表明:⑴在全国层面上,双向FDI协调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能够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在分样本讨论的情况下,该结论依然成立。⑵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存在空间分异。总体而言,中东部地区的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还与产业结构升级、人均资本存量、企业所得税等有关。     

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国内众多有关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普遍忽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因此，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可能被高估了。本文通过1987-2003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FDI、对外贸易对中部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部地区1993年至2007年年度样本数据,应用协整理论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了FDI、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与对外贸易互为Granger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内与中部经济增长不构成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波动冲击表现出较大的正向效应,而FDI由于地区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同时方差分解也表明对外贸易在中部经济增长预测误差的方差贡献度中所占比重最大。     

FDI结构性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外商直接投资逐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运用系统GMM两步法,考察了FDI结构性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并利用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FDI流向服务业有利于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2）我国FDI的结构性转变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3）FDI结构变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FDI结构性转变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绩效,优化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FDI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本文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利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数据，构造了区域经济生产函数，发现FDI从东至西经济增长作用依次递减。同时，本文考虑到FDI的外溢效应，对FDI的长期经济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     

长三角地区的FDI技术外溢、本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

以往国内的研究在评估FDI技术外溢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往往忽视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这可能使得FDI的技术外溢被高估了。本文对长三角地区1987-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控制本土创新能力这一因素之后,FDI技术外溢不再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面作用;而本土创新能力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却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长三角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应该依靠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于外资利用应该注重实效性。     

FDI与苏北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相关理论,利用1992～2009年江苏省苏北地区的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FDI与苏北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FDI与GDP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短期,FDI和GDP互为Granger原因,而在长期,存在着FDI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     

FDI与浙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4～2006年的时间序列,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FDI的引入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带来FDI的流入;从短期看,FDI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出现了偏离,并且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如长期显著。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一、引言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支持正效应的学者指出,FDI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并改善当地的就业状况。G.Lee(2002)对9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FDI、经济增长和私人储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对GDP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对国内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面板数据,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改进,建立二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程度大小由东往西存在着梯度递减的现象。具体到FDI的作用途径,FDI主要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在人力资本上的作用效果则较弱甚至可以忽略。此外FDI对促进地区经济转型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扩大西部地区吸引FDI规模的思考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2009—2010年最受跨国公司青睐的前十大投资国中我国位居榜首。稳定的经济增长、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素质和较低成本的劳动力等使我国继续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东道国。截至2009年底,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累计达9890．92亿美元。但是,当前在华FDI更多的集中在我国东部,西部地区吸收FDI的规模被边缘化,而且FDI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明显偏低。引导更多的FDI进入西部地区以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长三角地区2004年经济普查中类行业的截面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分位数回归法（Quantile Regress）研究了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控制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度之后,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即FDI总的溢出效应为正,同时更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也有利于工业总产值的提高。通过长三角地区内部的比较分析得出,上海利用FDI的溢出效应为负,江苏利用FDI的溢出效应为正且不显著,浙江的FDI则具有显著正的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1981～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人力资本及国内投资的相互作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通过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FDI对提升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不明显;FDI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并得出了相关结论及启示。     

FDI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分析

随着FDI的大量涌入和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FDI与服务业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本文以我国中部六省为例,选取1993—2009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了FDI对中部六省现代服务业各项指标和各具体行业的贡献程度,并进行横向对比。结果表明,FDI能够促进中部地区服务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人数增加,从具体行业角度来看,FDI对中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贡献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