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基于1990至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加快吸收FDI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选取甘肃省1990至2009年的数据,研究FDI对其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结果表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其短期内效应非常微弱。从长期效应来看,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积极作用,是短期效应的3倍多,但这种促进作用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较大。     

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甘肃地、市经济增长及其效率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利用甘肃省14个地市1995~2006年的相关数据,对全省各地市的经济增长及其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提高资本要素的投入和提高其利用效率与缩小地区综合生产效率是甘肃经济增长的关键。造成各地区综合生产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使用效率及深化速度、FDI分布、市场发育水平等存在地区差异。     

FDI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异质性考察

探寻价值链影响因素,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文章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DI)视角,运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出中国工业行业价值链(GVC)地位指数,回归分析了FDI对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并阐述了其影响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FDI显著促进了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中,按FDI动机分组,市场导向型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出口导向型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有限;按FDI来源地分组,来自港澳台地区的FDI价值链升级效应更突出;按东道国行业制度环境分组,较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放大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按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组,FDI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FDI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作用并不显著。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前向溢出途径实现其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     

中国三大都市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规模——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相对规模指标,测算了1992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首都圈、长三角及珠三角这三大都市圈FDI流入量占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例、FDI存量与GDP的比值、人均FDI流入量等利用FDI的相对规模水平,并与全国及世界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三大都市圈利用FDI的相对规模水平总体而言高于全国水平;以相对规模指标衡量,珠三角FDI在经济总量和投资中的地位较长三角和首都圈更为重要;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首都圈FDI在其经济总量和投资中的地位尚不突出;在世界范围以人均FDI流入量考量,三大都市圈需进一步扩大利用FDI的规模。     

外贸政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

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呈现不同结果,有正面溢出效应,有负面溢出效应,还有的不存在显著溢出效应,学者们针对这些不同结果给出了不同解释。本文主要研究了外贸政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首先总结了FDI技术溢出渠道及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接下来界定外贸政策范围,最后研究了外贸政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外贸政策的不同会导致外商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而影响FDI的流向,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从而对FDI技术溢出渠道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到FDI技术溢出效应。     

中国FDI空间集聚与趋势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FDI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FDI空间集聚对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产生重要影响。究竟空间因素多大程度上能解释FDI的空间分布?本文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与趋势面分析相结合方法,以601个县级以上城市人均FDI和空间位置坐标数据研究了FDI的空间集聚与趋势面。研究发现,空间因素对FDI集聚分布的相关性极其显著。从空间因素看,中国人均FDI分布可分成5个集聚区域,北部和西南地区难以吸引FDI入驻。这意味着,更有效地促进FDI北上,尤其是西进应当作为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FDI政策的导向。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吸收FDI相互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吸收FDI方面是否存在着竞争关系是东南亚国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协整方法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吸收FDI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吸收FDI对东南亚国家吸收FDI负面影响较小,中国吸收FDI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还促进了部分国家的FDI流入。     

FDI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当前FDI流入我国增速已经放缓;然而,FDI流入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却正在提高。FDI流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将对我国制造业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在FDI流入总量及流向正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探讨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FDI,促推我国制造业升级,正成为急需探讨的新课题。本文运用1996~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FGLS模型,对FDI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FDI对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都有明显的促推作用;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则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从分地区层面来看,FDI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东部向中部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FDI还促进了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提高。但是,FDI在西部对制造业的投资方向过于单一,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对我国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因而,要顺应FDI新变化,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好FDI。     

FDI、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变迁

本文从FDI与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在我国的实践出发,重点分析了FDI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并通过对FDI、就业结构及产值结构的两两Granger因果检验,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得出结论:FDI有利于促进第二产业就业及促进就业人口非农化;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FDI对第三产业影响不足,不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     

评价FDI发展状况的新方法——三个新指数

本文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提出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FDI Performance Index）的基础上创新出了可以评价两国（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FDI发展情况的三个指数,分别是：用来衡量投资国对东道国重视程度的FDI关注指数（FDI Attention Index）；用来衡量东道国对投资国依赖程度的FDI依赖指数（FDI Dependence Index）；用来评价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FDI合作状况的FDI合作指数（FDI Cooperation Index）.这三个指数弥补了原来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只能对于一国或地区的FDI引入总量进行评价而缺乏评价精确到来自某个投资国的FDI引入业绩和评价某投资国和某东道国之间FDI发展状况的不足.本文还以日本对华和对印的直接投资为例,用这三个指数分析近年来他们之间的发展合作情况.     

江浙两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态关系研究

江苏省和浙江省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两个经济强省，分别位于上海两翼，地域相连、经济相融，两省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文章运用动态计量模型，采用模拟冲击法就江浙两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对浙江省具有较大的溢出效应，而浙江省对江苏省的溢出效应非常小。     

广东省FDI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检验及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结合广东省1980～2002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状况,应用定量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省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论证;并利用Agosin和Mayer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构建的国内投资的投资方程,和基于此理论推导的回归方程对FDI对广东省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分析。     

安徽省行业利用外资质量测评及其提升策略

从实际利用外资占比、外资实际平均规模、外资资金实际到位率、外资业绩指数4个维度,构建行业外资质量测评指标体系。基于2010—2020年安徽省16个细分行业利用外资数据,运用熵值法对安徽省16个行业的外资质量进行测评和分析。测评结果表明：安徽省工业的利用外资质量较高;服务业中利用外资质量存在不均衡现象。建议从继续保持工业利用外资优势、促进服务业利用外资均衡发展、搭建线上+线下双渠道外资促进平台等方面提升安徽省利用外资质量。     

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福建省就业市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就业的影响;着重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第二、三产业就业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豫粤两省SFDI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河南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0%,较全国平均值少了10个百分点,所以加快发展服务业成为河南省的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发展河南省服务业有多种途径,合理利用FDI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1992~2006年河南省服务业发展的历年数据,根据影响河南省服务业利用FDI的因素,建立模型对比分析广东省服务业利用FDI的情况,研究河南省如何采取措施,合理利用FDI发展服务业,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跨国公司FDI和产业升级：来自广东和江苏比较研究

本文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外溢的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广东和江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FDI和产业升级存在较大相关性,但广东FDI对产业的直接推动作用比较好,而江苏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对第一、三产业,FDI并不存在直接的推动作用。（2）产业和FDI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确实存在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不断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ESP范式和OIL系统的不断协调过程。     

基于VAR模型的贵州省FDI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研究

将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额按当年加权平均汇率折算为以亿元人民币为单位,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对贵州省FDI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贵州省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关系。由于FDI规模较小、行业分布不尽合理,导致FDI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弱于经济增长对FDI的促进,且作用时滞相对较长。贵州省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优化FDI的行业分布,全面提升FDI的利用效率。     

河北省对外贸易、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对外贸易及FDI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自2001年以来河北省对外贸易与FDI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因而研究对外贸易、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1989～2007年河北省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贸易、FDI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和短期非均衡的数量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FDI对产业集群作用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为例

文章以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为例,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FDI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而FDI的进入强化了这种路径依赖。文章实证结果表明,FDI对劳动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有促进作用,但没有发现FDI显著地促进了江苏省资本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这个结果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跨国公司在江苏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低于其在加工组装型制造业中的投资。     

FDI、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基于安徽省1993—2012年数据的EKC检验

基于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和EKC假说,考察了安徽省利用FDI发展经济背后的环境风险。研究结果显示：FDI和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均存在协整和因果关系,但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FDI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都不明显,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DI在安徽省的行业分布状况。此外,样本期间安徽省不存在严格的“倒U”型EKC,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仍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加,工业废水减排的管制效果明显,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U＋倒U”型,而外资的流入则进一步加大了安徽省跨越EKC顶点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