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假外资现象的动因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的假外资现象愈演愈烈。这既有变换身份门槛低、好处多的一般原因，更有政策寻租、制度套利、资本外逃和跨境洗钱等深层不良动机。显而易见。其危害非常之大。该文认为必须采取“疏”和“堵”相结合的方法加以治理：一方面，尽早全面取消“超国民待遇”，逐步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对假外资企业的监管力度，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逐步杜绝其违法行为。     

浅析外资并购下的企业关联交易问题

实行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逐步进入了全流通时代,这给外资企业并购我国上市公司提供了宽松的外部条件,外资并购后的企业与原外资企业之间存在着相关利益必定会牵扯到相关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那么应如何对外资并购所带来的企业关联交易问题进行监管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文章从关联交易的概述出发,阐述了并购企业关联交易产生的原因、并购给关联企业之间交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日本的四次“外资企业高潮”浅析

战后，日本先后在经济恢复时期，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以及1985年“广场协议”后，出现过三次“外资企业高潮”。近年来，正当人们因平成不景气而对日本经济走向议论纷纭之际，外资企业却开始活跃起来，进行再投资和新进入日本的外资迅速增加，因此，日本外资企业经营者协会事务局长，“人与企业研究所”负责人岸永三称，“从半年前开始，已进入战后第四次外资登陆期”。这一动向值得关注和研究。     

“入世”视野下保险业的发展

(一)我国可望在今年加入世贸组织。按照“入世”的要求,中国保险市场的大门将向外资企业打开,在三五年的时间内逐步开放,并放宽对外资公司的准入及其它限制。外资保险公司将借中国“入世”契机蜂拥而入,这对保险业的发展必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就机遇而言:一是加入 WTO 有利于开发潜在的保险市场,增强国民保险意识。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会利用先进的营销、宣传战略来与国内保险公司争夺市场,积极主动出击     

FDI技术外溢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高技术产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先导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外资企业众多,且高技术产业随着外资企业投资优化而不断发展。因此,本文试图研究FDI技术外溢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分别建立了FDI技术外溢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和内资企业发展两个计量模型,利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了外资企业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有显著的正外溢作用,但是对内资企业技术溢出不明显的结论,最后建议要调整当下我国的外资政策,吸引外资要实现“量”到“质”的转变,要加大对内资企业的扶持力度。     

中外合资合作外资经营企业法(二)

三、外资企业法 (一) 外资企业法的概念 外资企业是指外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依照中国有关法律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独资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 国家为了对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而制定的涉外经济法规,就是外资企业法,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广义的是指调整关于外资企业的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中国在外资立法     

忽闻“外资委屈论”

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两税合一”的事，争论了许久，但有关草案一直被推延．无疑令人遗憾。然而更让人惊诧的是，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日前公开表示，外资企业在中国并未享有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外资商业企业在一些方面甚至还没有享受国民待遇。”就好像重男轻女了许多年，当立法要改变这种状况时，有人站出来说，“重男轻女”是讹传。这无疑让人郁闷。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可实现性:上海视角

我国在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征收上实行双轨制,这并不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而是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采取的措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国内企业“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平等性,近期要求统一企业所得税的呼声很高,在此次的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意味着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将提高,自然会联想到外资的进入问题。由于上海是中国外资企业集聚的城市,本文选取上海作为视角来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可实现性。     

“假外资”拷问招商政策

“假外资”的大量存在，其实是对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一种拷问——在同一个国度里．同样为经济发展作贡献，为什么外资能够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内资口、能享受一般的“国民待遇”？     

民族品牌难挡外资急流

乐百氏、中华、美加净、大宝……一个又一个伴随我们成长的民族品牌在落入外资企业手中后变得默默无闻，如今，可口可乐收购民族支柱企业汇源果汁，再次点燃了人们对外资并购热潮的忧虑。随着可口可乐一声“收购”，一个行业的重新洗牌就将由此展开。     

在华FDI的知识溢出效应——基于专利授权数量的实证分析

FDI究竟对东道国是否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如果产生,这种溢出又有多大呢?本文利用1996～2004年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国内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知识溢出程度的因变量,将FDI作为自变量,通过构建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国内专利授权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即目前FDI对我国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因此,有待于采取进一步措施,提升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外资利用的效率,使其真正为我国经济发展发挥应有作用。     

地方政府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一个三方博弈的解释

随着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关FDI规模是否适度的问题就值得关注。本文利用缺口理论,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外商直接投资者三方的博弈分析,探讨了FDI规模问题,以此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FDI规模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得出FDI规模问题实质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结论。相应地,解决FDI规模问题就需要中央政府清理整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招商优惠政策。     

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性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FDI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多维变量基础上的实证研究

FDI对中国城乡总量收入差距之间并不存在关联,但与人均收入差距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FDI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差异存在很大关联,但只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实证数据得到验证。FDI和产业生产总值的差距,由于FDI在第二产业上的大量存在,使得一、二产业和二、三产业间的现象比较明显。正因为FDI对地区和行业收入分配的复杂影响,加上FDI的溢出效应、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等因素,使得FDI和全国基尼系数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FDI并不是全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重要变量。因此,为更好地利用FDI,发挥其对收入分配的积极影响,应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进一步降低外资在某些产业上的进入门槛,培育和壮大国内民营企业。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vide Desirable Development Finance？ The Case of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s often considered as a cost-effective and risk-reducing source for development finance. This paper,however,shows that FDI finance often entails underestimated risks and costs. FDI might react sensitively to business cycles and might not be as "permanent" as conventionally believed. FDI might also accelerate other forms of capital flow in times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hence,destabilize financial order. In addition to the risks,compensations to FDI and the high import-dependency of FDI-related trade lead to a considerable drain o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Moreover,the reliance on foreign capital for development finance is equivalent to building a Ponzi financing scheme and,therefore,is unsustainable. Given the fact that FDI financing is risky and costly and China does not lack savings,it is sugges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that China's efforts in attracting FDI should not aim at external capital provisioning.     

FDI产业结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文章认为,FDI存在产业结构效应。FDI既有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积极效应,也有引致产业结构畸形化、阻滞民族产业成长的消极效应。我们应加强对FDI和国内企业、各地区的产业政策引导,降低以至消除FDI对产业结构的负面效应。     

我国FDI的空间结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在利用外商投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现象。论文通过对我国30个省份FDI数据的空间全域及空间局域自相关性的检验分析,发现我国各省份的FDI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正向自相关性,省域之间的FDI活动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而这种趋同现象正是来自于相邻区域之间的溢出作用。而后基于2000-2010年11年相关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发现溢出效应对我国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极为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时间及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研究结论说明,国家在制定FDI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Cluster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hanced Technology Transfer: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Garment Firms in China

Separately, bo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industry clusters have each received considerable and growing attention in development literature. Each is broadly thought to affect economic growth positively through facilitatio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But FDI and industry clusters in conjunction have not hitherto been empirically considered specifically with regard to such transfers. This paper does so by examin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FDI within geographical industry clusters should transfer technology more than FDI that is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Data are drawn from a quantitative survey of Hong Kong garment firms with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Clustered FDI is shown to b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dispersed FDI at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in certain respects, implying that industry cluster and FDI polic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andem rather than separately if developmental benefits from both are to be optimized.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关系到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目标应定位为满足国内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产业选择应是比较优势产业、关联效应强的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效应的结构分析

以行业数据为基础的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小又与外资进入的行业有关。分不同外资来源的分析结果表明,港澳台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小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OECD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上海经验出发,我们认为,我国必须根据外资对我国本地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甄别和遴选外资来源、流入形式和进入行业,在若干难以明显获得外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领域,采用内资替代外资的投资政策,以增加我国资本要素的投资收益,减少GDP与GNP之间的差距,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