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发展路径(IDP):阶段检验和国际比较研究

本文在阐述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形式模型对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国家投资发展路径具有异质性,使用净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较流量数据具有更好的检验效果。进而使用存量数据对世界多数国家进行实证检验和IDP阶段划分,结果显示,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符合IDP理论,为数不少的发达国家所处IDP阶段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另外,传统IDP第五阶段需要作新的阐释。     

基于IDP范式的中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实证研究与国际比较

IDP范式揭示了一国的国际投资变化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反映其对外投资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基于中国经验的IDP范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论文选取中国改革开放33年国际投资和GDP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中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及规律,并进行国际比较,提出利用中国差异化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实施国际投资的有序转移及引资政策调整等对策建议。     

IDP理论及其实证研究

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公认是以海默(S·HYMER)在其1960年博士论文中所提出的厂商垄断优势论为标志.垄断优势论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不完全市场为条件,强调技术优势,但无法解释厂商为何选择直接投资而非技术许可等方式发挥其优势并取得相应的收益.科思的内部化论则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研究跨国公司将外部市场内部化以降低交易成本.该理论虽比垄断优势论前进了一步,但仍不足以有效解释为什么不把垄断优势国内内部化而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为此,区位因素得以考虑,出现了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论,上述理论较好的解释了欧美等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但对日本式的开发资源和出口导向型的直接投资难以解释.因此有了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以及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IDP理论).相较与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邓宁的IDP理论研究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直接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更具有普遍意义.本文旨对IDP理论进行详细介绍并对其进行实证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创新价值链与空间关联的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国内工业如何借力国际投资所创造的外部优势实现绿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从比较劣势产业转移、低端生产环节锁定、逆向绿色技术溢出和国内市场竞争增强四个渠道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工业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纳入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企业的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技术研发阶段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但对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提升尚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基础良好的地区更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积极作用的发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应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相吻合;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

随着企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从引进外资阶段逐渐步入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行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关注到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基于2003年-2018年的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从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两个角度分析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1985年～2006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通过ADF检验和格兰杰检验,运用OLS实证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总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就业增长.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方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变动的影响正向关,对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变动的影响负相关,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金融结构、资本运行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厘清金融结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机制的基础之上,运用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机制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显著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但在不同阶段下,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同的作用。同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处理方法也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通过提高资本形成效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提升资本产出效率的机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和对创新水平的匹配性,有助于显著增强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

对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国内的实证分析大多集中在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探讨上,而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讨论较少。本文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检验等多种方法,利用1982-2002年度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性,即进出口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长期稳定关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特别是近几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极其迅猛,对这一领域进行科学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即是解决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不同国家的投资流量的变化,回答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哪里"的问题。通过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国的市场规模、各国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显著负相关与我国对各国的出口和各国的投资环境显著正相关。最后,分析了这些结论的经济意义及其原因。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的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东道国恶劣的制度环境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进而不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增长迅速,而后者往往制度环境较为恶劣,制度风险比较突出。本文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对中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建议。     

东道国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合法性的角度研究东道国执政党换届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存在的政治条件。这一新的分析视角为进一步认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障碍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路径。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和发展假设,运用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和107个国家执政党换届及政权体制的信息,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执政党换届显著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东道国执政党换届对直接投资的负作用在西方民主化程度高、法治水平较高和否决者制衡较弱的东道国更显著。文章首次为探讨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分析结果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ECM方法

在外汇储备急剧扩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出口产生了深刻影响.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我们可以对这种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最后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替代效应;在长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互补效应.最后,我们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出正确的区位选择，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国际生产布局。但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区位选择问题常常被忽视，而使得投资利润较低甚至失败。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与特点，对区位选择的环境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区位的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文化距离、海外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文化距离与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展望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引发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本文对现有的有关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了回顾,并讨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路径和政府的影响。本文还探寻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并指出了理论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主在研究我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首先回顾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的经典理论,并从中根据我国自身情况,总结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情况,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观点,得出结论。     

基于产业升级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分析不同投资区位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升级机理的基础上,选取46个样本国家(地区),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GM(1,1)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在逐步减弱;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企业应逐步减少对周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并加快发展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的发展与评述

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该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具有系统的相关性。鉴于IDP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过程对当今世界实施"开放式"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对IDP理论的内涵、发展脉络及其缺憾进行了综述,以期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挖掘和完善IDP理论的动态变化机理,为深入探究发展中国家开放式发展战略的可实现性打下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