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韩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项初步评估

作者在回顾了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和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归纳分析了韩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倾向及特点,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韩国的研究现状、发展、局限以及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争论点:普遍性与特殊性、实证分析层面与规范分析层面以及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论述及探讨,作者指出,韩国国际关系研究通过协调发展传统与科学、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既要坚持探索能够解释韩国特殊现实经验的理论性概念及一贯性分析机制,也要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般理论与韩国特殊经验的关联性。这必将会大大促进"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生产以及完整的知识框架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反思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准时间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再问题化",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首先,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近代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最后,作者所运用的基准时间视角和史学史方法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书写在近代中国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并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的有益启发。     

信任机制:构建东北亚区域安全的保障

对信任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领域,国际关系学科对信任的研究起步于冷战结束后。不同学科对信任的界定不同。作者试图借鉴社会心理学的信任理论,结合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建构一个理论框架:对信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立和维护做出规定,并以此为理论支撑,分析信任机制与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关系。     

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

国际关系体系层次的结构理论在解释冷战后的国际现实时遭遇了一系列的困境,因此,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成为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一个新趋势。层次回落要求在国际关系学中导入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学的回归对于国际关系学寻求进一步的理论突破有着重要而关键的意义。     

与权力做斗争——拒绝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受到实证主义和美式方法论幽灵的威胁。如果这个幽灵得逞,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将不过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苍白的翻版而已。更有甚者,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为数甚少的美国学者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学者对话的能力将受到极大局限,而美国学者也缺乏与非美国学者进行对话的兴趣。一些在美国受训的中国学者强调,那种与美国式的形式建模法密切相关的实证主义和方法论胜过其他方法,因而必须为中国学界所采用。这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未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作者主张国际关系学采取反思主义研究法,拒绝国际关系研究中实证主义的谬误和美式的科学主张,并呼吁中国学者不要着迷于美国学界的资金能力和慷慨大度,而要认识到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还有更令人感兴趣的发展。     

新书介绍

本书由美国学者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合著。此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当今西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及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全书共分13章,即: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方法;环境理论;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

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大量存在的历史教益、历史方法以及历史证据是国际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加强历史分析与理论构建两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学者研究的领域日益拓展、思考的问题逐渐深化，中国学者由主要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逐渐转向独立思考，在借鉴与反思中力图有新的理论建树，引入中国的视角，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鉴于此，《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自本期开始创设“思想对话”栏目，将陆续推出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与对话，展示他们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思考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的发展动向。本期刊发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亚历山大·温特教授关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发展空间”的对话，希望广大读者能够从中得到启发，推动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大辩论”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自我意象建构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辩论"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部分事实以及叙述方式,它大体建构了五次大辩论的学科"正统自我意象"。这一正统自我意象具有概观、简易和快捷的优势,使得学科对外呈现出一种知识整体性和独立性,但是,它也造成了学科历史的一些失实与扭曲、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中心感和知识傲慢、学科历史的碎化感、当下主义的"辉格式的历史"的流行、现实或潜在的学科实践冲突等知识缺陷和学术实践缺陷。基于此,大辩论式的学科历史必须予以修正乃至超越。对于大辩论式学科历史的修正需要反思"虚假的第一次大辩论"、重新发现大辩论所掩盖的其他知识贡献、转变大辩论的"战斗"意象为"辩论与对话并存"的友好意象、借助范式概念建构一个相对连贯的进步的学科历史;对于大辩论式学科历史的超越需要基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的问题意识来展开国际关系思想体系内部的代际知识演进及其彼此间的对话关系,使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由"理论间的辩论史"走向"问题意识-思想体系的对话史"。     

国际关系理论学框架初构

本文试图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学的框架结构。文章认为这一框架包括 4个方面 :国际关系理论史、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想、方法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问题领域。这 4个方面统一于一个中心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性的一般规律 ,因此 ,国际关系理论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一种研究纲领内部的分化

作为竞争性理论,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均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二者的分歧不在于认识论和本体论,而在于诸如身份如何被建构、规范如何被社会化、国际政治最终朝向何种方向演化以及谁是国际关系的关键施动者等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如何运行"的规范性问题。围绕这些分歧,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分庭抗礼,其实质是坚持建构主义研究方法的两种不同政治哲学之对立,因而其学术分野应居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纲领内部。就此而言,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核应是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是国际关系的进化冲突论;与之相对应,自由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核则是合作政治的社会建构,是国际关系的进化合作论。     

不流动的陷阱

最近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批来自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家讨论"经济全球化"问题。一位来自英国的已退休、但是十分资深的国际关系学女教授,半是认真、半是"倚老卖老"开玩笑地指点着一些年轻的学者说:"你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我看得赶快改行了,因为以后不再有‘国际关系’,因为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今天世界上资本的流动性之高是历史上未有过的,今后就更是这     

关于“学派”

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之引入中国(中国有称之为“国际关系学”者),大约在“文革”落幕之后。于今观之,在这方面运用娴熟的,颇有其人,打破了我们沿袭已久的老套数,出现了新气象,开了国际问题研究的新局面。把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问,而不是一般的时事综述或外交评论,在中国历史不算长。在这方面,西方有优势,所以要向它们学习。国际关系的理论,以美国学者最受瞩目;中国学者所引用的,大部分来自美国学者。美国有别国没有的客观条件,它是超级大国,世上哪里有事,哪里就必有它的身影。亨廷顿的一些言论,若出自一个中国学者之口,绝对没有那么大的…     

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

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上出现了明显接近的趋势。比较政治学形成了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理论路径,国际关系学则发展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支理论流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特征来看,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均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一致性。理论合流趋势给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新的机会。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两学科合流研究的现实问题情境。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研究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亟须两学科的合流研究:一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和平崛起之间的相容性,二是中国的政治学习与国际权力增长的相关性。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之间理论趋近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对社会世界认识本身的无边界性以及这种认识逐渐深入后产生的同一性。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在分立的学科之间实现一种视阈融合。视阈融合的过程就是不同学科间开放对话的过程。     

身份追求与规范建设——“边缘大国”改造国际人权规范的动机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人权规范建设是世界政治的重要议题。对于国家建设人权规范的动机,以往理论大都局限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设定这些国家是人权规范的主要推动者,而民主体制及政治文化则是推动规范建设的深层动力。然而,历史研究发现,一些在国际社会中居于相对边缘位置的大国在国际人权规范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其中不少国家并不具备西方民主体制与政治传统。它们倡导人权规范建设的积极性来源于何处?国际关系的已有研究并不能给予解释。有鉴于此,作者引入心理学的社会身份理论,结合国际关系学科有关"承认政治"的已有讨论,论证国家对于自我积极身份的社会承认要求是其推动人权规范建设的重要动机。国家追求积极身份的策略互动过程影响和推动了人权规范变迁。通过比较案例检验,作者发现身份追求的强弱确实是影响国家建设人权规范动机的关键因素。这一假说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非西方大国的实践,同时也能解释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具有比现有理论更为广泛的解释力。     

马丁·怀特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思想传统——兼论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详细阐述了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马丁·怀特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思想传统的精神风貌、哲理内涵及其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怀特界定的思想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分析传统"而不是"历史传统",这不仅体现在怀特构建其三大传统的根本目的上,而且体现在怀特对"传统"本身的理解上。怀特用以划分其三大传统的首要标准是国际政治的"国内类比",而怀特构建的理想主义思想传统的主要特点就在于根本上否定了"国内类比"的适用性。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不仅对国际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集中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经典方法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的价值不仅在于为"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于其理论及方法论取向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而这点正是我们研究怀特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而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有首要意义;倚重历史-哲理思考的经典方法应当是国际关系理论化的首要方法。国际关系史研究有其本身独特的重大价值,并非从属于世界或区域的政治史、政治经济史或社会发展史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都需要有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舍此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理解。     

关于建立国际关系学的若干构想:关于国际关系学的对象、任务、方法和内容之我见

就广义而言,国际关系学可包括史、论、现状三个部分。狭义地说,指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学应主要是国际的政治关系学,而不是包罗万象的关系学。当然,重大的影响国际政治的经济、文化因素是应包括在内的。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围比国际政治要窄些。具体说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主权国家的关系、主权国家与国际政治组织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关于任务。我们要建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宗教复兴和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使媒体和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宗教作用的看法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颠覆性"常常被用来形容宗教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挑战。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虽然日益显著,但其作为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中的次要因素,既无法撼动国家在当前国际体制中"制定规则"的支配地位,也难以作为"重建"国际关系学的要素。作者最后讨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对中国的影响、宗教作为中国国际形象建构因素以及中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资源的重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