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知识基础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文章基于华南地区317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对企业知识基础、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决策中心性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提升知识多样性或知识深度,以及积极应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或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均有利于其获取突破性创新绩效。同时,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知识多样性、知识深度的内在价值能够转化为突破性创新绩效,且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知识多样性的内在价值能够转化为突破性创新绩效。此外,在高决策中心性条件下,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或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会更强。进一步地,知识多样性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或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非直接影响效应会受到决策中心性的正向调节作用。     

吸收能力阶段演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外部知识获取已成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其中吸收能力被认为是企业创新赖以成功的主要因素。基于已有研究,本文运用135个针对企业的调查样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吸收能力三阶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转化性和开发性学习阶段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正向显著影响,探索性学习对其影响不显著。鉴于外部因素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本文还加入环境动荡性这一调节变量,分析三阶段演化过程及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明确了这些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路径,对于正确理解吸收能力的阶段演化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基于江苏民营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家江苏民营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强度要高于产品创新,表明江苏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是以工艺创新为主导;(2)组织学习对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对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表明江苏民营制造企业的组织学习是以工艺创新为主要目的.研究发现为推进江苏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指导,要实现从“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转变,关键在于营造以实现产品创新为主要目的的组织学习氛围,走以产品创新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之路.     

技术多元化、地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

为研究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理多样性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利用550家知识密集型行业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泊松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广度多元化和技术深度多元化对创新绩效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理多样性广度和地理多样性深度正向调节技术广度多元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技术深度多元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网络关系强度与组织学习：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网络关系强度对组织学习影响的概念模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网络关系强度如何影响组织学习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弱关系有利于探索式学习,环境动态性对网络关系强度与探索式学习的关系调节效应不显著;强关系有利于利用式学习,环境动态性对网络关系强度与利用式学习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在稳定的环境下,强关系对企业利用式学习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企业组织学习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资源识取对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通过将新创企业所需资源分为互补性资源和相似性地位,探索资源识取对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的影响,以及技术动态性和产品模块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补性资源和相似性地位均对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动态性正向调节相似性地位和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之间的关系,但对互补性资源和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明显;产品模块化正向调节互补性资源和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之间关系,但对相似性地位和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新创企业资源整合理论,还对我国新创企业制定新产品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京津冀地区创新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提升区域创新绩效是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京津冀43个区市2013—2018年的创新政策进行量化,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京津冀各区市创新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区市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均呈现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明显;创新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提升本区域创新绩效,且对相邻区域创新绩效存在空间影响效应;创新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空间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相对于天津和河北,北京市的创新政策实施对区内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不同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相比于需求侧政策和环境侧政策,供给侧政策对本地区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强;需求侧政策对相邻区域的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供给侧和环境侧政策对相邻区域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     

商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创业学习的调节效应

从创业者个体的角度基于社会资源理论与创业理论，构建商业关系网络、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以珠三角178家新创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软件SPSS16.0与LISREL8.7测算，结果显示：①商业关系网络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②创业学习的认知学习正向影响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创业学习的经验学习正向影响财务绩效，负向影响成长绩效；③认知学习正向调节商业关系网络同财务绩效、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经验学习正向调节商业关系网络同财务绩效的关系但负向调节商业关系网络同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     

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一种结构性观点

本文从结构性观点（configurational approach）出发,通过整合创业导向的相关研究,全面探讨了企业创业导向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指出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创业导向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但这种调节效应存在阶段性特征,即初创和成长期、高环境动态性和高创业导向这种结构配置更有利于企业成长。本文通过对228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对该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相比成熟期的企业来说,环境动态性对初创成长期企业的创业导向和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会更明显。     

高管机会警觉性、组织变革策略与企业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北大核心CSSCI

环境的变迁要求组织必须实时的进行战略变革,在动态竞争中实现组织效能的提升。这也是动态竞争理论的核心。基于这一理论,文章将组织变革作为贯穿研究的主线,研究高管机会警觉性、组织变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引入竞争张力,分析其调节的中介效应。基于208份有效问卷的实证研究表明:机会警觉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变革规模和变革领导风格分别能够提升企业绩效,通过变革领导风格,高管机会警觉性的价值能够转化为企业绩效。在竞争张力较高的情况下,变革规模和变革领导风格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会得到加强,而且,高管机会警觉性通过变革领导风格对企业绩效的非直接性影响也会受到竞争张力的正向调节。     

中国高科技企业OFDI速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视角

文章采用2008-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依据海外子公司投资动机计算企业基于深度和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并此基础上以投资速度对企业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研究为中心,实证检验吸收能力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无论是基于深度还是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均呈现倒U型关系;（2）吸收能力对企业OFDI速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3）从投资地区异质性看,高吸收能力的企业无论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可通过快速技术寻求型投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低吸收能力的企业更适合以较低的投资速度进行技术寻求;另外,在发达国家的OFDI尤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颠覆式创新绩效。     

网络嵌人性对小微企业动态能力的驱动效应研究

在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下,遴选湖北省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网络嵌入性与小微企业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引入环境动荡性和环境包容性为调节变量,揭示在不同环境动荡程度和环境包容程度下,小微企业的网络嵌入性对其动态能力的不同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结构维度还是关系维度,网络嵌入性与动态能力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环境动荡性和环境包容性负向调节网络嵌入性与动态能力的关系。     

高科技新创企业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的交互对绩效的影响——双元创新的中介效用研究

双元创新对新创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新创企业新且小的特点,其资源匮乏导致没有足够的资源实施双元创新。因而,现有研究主要从战略视角关注双元创新中的一种创新行为对绩效的影响,缺乏从网络嵌入视角对双元创新的整合型研究。对于存在资源约束的新创企业,利用网络嵌入获取资源来实施双元创新是提升绩效的有效路径。而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能够单独影响双元创新,但鲜有研究探讨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交互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双元创新在上述交互关系到绩效的转化过程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双元理论,文章利用bootstrap方法对187份高科技新创企业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验证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交互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而双元创新在上述交互向绩效转化的过程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文章基于网络嵌入多维视角探究了双元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价值,不仅丰富了双元理论,也进一步完善了社会网络理论。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Can anti-corruption help realize the “strong” Porter Hypothesi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strong” Porter Hypothesis has largely ignored the impact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high-intensity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as a policy shock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anti-corruption as a moderator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enterpri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investigate whether anti-corruption can help realize the “strong” Porter Hypothesis. Through empirical tests, we fi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mplemented in China have significantly undermined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owever, by creating a faire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ti-corruptio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inancial performance, but also weaken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above results still hold true upon a battery of robustness tests. Moreover, we further analyze the heterogeneous moderating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 on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and fi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natures or pollution levels.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s complimentary to th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inhibiting rent-seeking activities and providing innovation incentives for enterprises fac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strong” Porter Hypothesis and improve enterpri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企业网络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企业若在竞争残酷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不断从外界获得各种资源,进而帮助企业开展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创新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步。企业网络中的成员随着企业网络的发展,在这个环境中不断加强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企业各方面的创新。从现实出发构建了企业的网络关系强度、组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三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并以河南省平顶山市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了以上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企业的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呈正相关,与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的关系也是正向的;组织学习能力在企业网络强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两者之间扮演着不完全中介的角色。     

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已经成为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如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是否能够通过研发国际化行为提升母公司的创新绩效,现有文献对该问题尚缺乏足够的研究。文章基于2011-2017年间沪深两市310家信息技术业上市跨国企业的年度观察数据,采用泊松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企业研发国际化与母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首次从逆向知识转移的视角,探讨了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对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研发国际化显著促进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以研发投入强度衡量的企业吸收能力显著正向调节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以布劳异质性指数测量的地理多样性则显著负向调节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行为具有重要启示。该研究发现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加大海外研发投资力度以提升母公司创新绩效,且为更好地实现外部知识的逆向转移,应同时提高企业总体研发投入强度。但作为新兴经济体企业,不宜在地理分布上实行快速扩张,否则较高的沟通和协调成本将弱化逆向知识转移的程度,而不利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     

创业团队行为整合、关系学习与创业绩效——创业团队行为复杂性的调节效应

创业团队行为整合一直是新企业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议题。如何通过整合强化本身的行为以有效回应环境与外部关系是创业团队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高层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本研究采用223份新企业的两阶段跨期数据，实证检验了创业团队行为整合、关系学习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并探究了创业团队行为复杂性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业团队行为整合对关系学习和创业绩效分别有显著的影响，且关系学习在创业团队行为整合与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用。此外，创业团队行为复杂性调节了创业团队行为整合与关系学习之间的关系，但对关系学习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创业团队相关理论以及组织学习理论，也为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精准扶贫、媒体关注度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依赖性理论以及声誉机制理论,运用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精准扶贫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并探究媒体关注度在精准扶贫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精准扶贫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媒体关注度在精准扶贫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但这种作用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拓展发现,成长能力对精准扶贫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即成长能力越好,精准扶贫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越弱,成长能力越弱,精准扶贫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越强。研究成果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对理解媒体聚焦下精准扶贫行为产生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技术密集度与金融发展的联合调节效应

利用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探讨技术密集度与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以及两者联合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能够提高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均对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正向关系存在促进作用;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具有联合调节效应,与低金融发展水平相比,高金融发展水平会放大技术密集度对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