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立秋》谈现代信用的缺失

前不久北京上演了一场名为《立秋》的话剧，说的是山西票号的事情。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和汇兑庄。可以说是中国银行的前身，它具有银行的雏形。却又区别于现代银行模式。它是专营银两汇兑、吸收存款、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所谓的票号汇票。与现在银行推出的即兑汇票颇有几分相似。票号的存在使得在中国各个商埠活跃着的往来商人得到极大的便利。票号的出现，结束了现银镖运的金融落后历史，加快了资金周转，促进近代商业贸易繁荣和近代工业兴起。     

山西票号的运作机制 对我国建立民营银行的启示

19世纪2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种令世人所瞩目的山西票号业。票号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它最先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由于山西票号主宰了当时中国的金融流通业,故西方人称票号为“Shan Xi Bank”。 山西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在中国金融业的历史舞台上独领风骚近百年。充分说明了山西票号人的组织经营能力。票号自诞生起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理经营制度,为票号事业的     

山西祁县大德恒票号发展浅析

平遥商人雷履泰兴办的日昇昌票号是史学界公认的山西最早的票号,它的创立开启了山西票号辉煌的百年征程,而祁县帮大德恒票号的改组则意味着山西票号的衰落。以祁县大德恒票号的发展为主线,介绍其从开设经营到衰落的整个发展过程。以史为鉴,大德恒票号由盛而衰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不仅是历史的缩影,更是我们现代发展的重要参考。     

山西票号第一人--雷履泰

自清道光以后,山西票号可谓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时至今日,人们提到晋商时,首先想到的仍是山西票号业。但公元1914年零历九月,在中国金融界活跃了90余年的山西票号"日升昌"轰然倒闭。它的衰败既是当时时局动荡的结果,也是其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本期我们刊发《山西票号第一人——雷履泰》一文,与大家共享。     

山西票号的治理模式对现代家族企业的启示

研究家族企业需要关注的两大案例之一就是古代的山西票号(张维迎,2004).山西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而其经营性质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业.该文通过对山西票号兴衰过程中的组织与治理因素的探究,及与现代家族企业的对比分析,得出山西票号的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极为相似,但各有其优点的结论,并对现代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     

中国传统金融文化对外传播研究——基于文化自信视域下

探索和传播传统金融文化是国家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金融文化以国家文化自信为出发点,体现在诚、信、义、利的金融伦理以及先进的票号防伪和密押制度等.提高中国传统金融文化对外传播要建设金融主题博物馆和提高金融文物翻译水平.从金融文物及其翻译的视角,能更好地推动其传播,实现传统金融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从山西票号看金融风险的控制

一、背景：山西票号的产生与发展 票号是晋商资本中的一种货币经营形式,是专门经营兑业务的金融机构。票号的产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一方面,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要求,需要一种更加方便快捷又安全的货款交付方式。另一方面,晋商经过长期的经营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且在长期的经营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这些都为晋商创立票号奠定了基础。巨额利润吸引大批拥有雄厚资财的晋商纷纷仿效,从而使山西票号迅速发展起来。     

山西票号的治理模式对现代家族企业的启示

研究家族企业需要关注的两大案例之一就是古代的山西票号（张维迎,2004）。山西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而其经营性质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业。该文通过对山西票号兴衰过程中的组织与治理因素的探究,及与现代家族企业的对比分析,得出山西票号的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极为相似,但各有其优点的结论,并对现代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     

山西票号的衰亡与政府行为

山西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金融组织之一，在历史长河中，山西票号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划过星空，它创造出的繁荣与辉煌令人赞叹陶醉，然而百年烟云，旋生旋灭，其衰败的悲壮同样令人扼腕叹息。     

中国近代平遥票号的经营理念及产生的深远意义

19世纪20年代．以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的创立为标志,中国出现了一种金融业的特有形式——山西票号业．平遥票号开创了中国汇兑业的先河．它不仅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为中国官商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影响了中国经济金融界近一个世纪。     

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以山西票号为例

文化与伦理在社会制序的型构与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几千年“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孕育出“利以义制”的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我们称之为儒商制序。在这种制序中，关于诚信的集体惩戒机制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轰动一个多世纪的山西票号为例，分析儒家文化所形成的集体惩戒机制在票号在经营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由此带来的问题。     

山西票号的"身股"与现代股票期权--两种代理人激励方式的比较

企业激励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建立一套符合实际又行之有效的激励制度是目前理论界和企业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一百多年前的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度与现代的股票期权制度的比较，分析其不同的激励作用，进而揭示出企业在设计激励制度中应该考虑的若干问题。     

晋商成败之谜

自明朝以后，山西的名人就不在文化上了，都在商业上。雷履泰，山西平遥人，清代商业巨子，票号创始人。道光三年，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开始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金融业的发展。晋商符合开办票号的条件：一要有大量的资金，二要有遍布全国的分号，三要有一批精通业务的骨干四是要讲究诚信。票号业务主要有两种：一是发放贷款，二是异地汇兑。     

中国银行业的发端

"山西票号业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这样评价山西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于道光三年(1823年)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前身是由平遥县西达蒲村的李家开设的 "西裕成" 颜料庄.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镖运银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823年,财东接受北京分号掌柜雷履泰的建议,一次性投入约30万两白银,把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 "日升昌".     

清朝票号晋商李宏龄

李宏龄,字子寿,山西平遥县源祠村人,生于公元1847年.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同治初年,李宏龄在本县的一家钱庄当学徒,学成后钱庄却衰败了.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经同乡曹惠林推荐,李宏龄进入"蔚丰厚"票号.     

山西票号壬子九十年祭

1824年,山西票号诞生后很快就占领了全国市场,并将触角伸向国外,下连巨商大贾,上结王公贵族,调动白银动辄就是数万、数十万、数百万两,轰轰烈烈90年。然而,1911年秋冬一场辛亥革命,至壬子年以后,山西票号却像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倒下去了,至今又是90年。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浅论山西票号员工的管理及培养

山西票号在选用、训练新员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聘者除了是山西人、有担保外,还要经受严格的资格审查和业务考试。对于新招收的学徒,山西票号对他们进行为期三年的严格的业务和道德训练,只有那些经受住多方面的考核后仍然合格的人,才能成为正式员工。晋商的一批批优秀人才便是从"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的学徒中脱颖而出的,这是晋商能够成就五百年辉煌基业的重要原因。     

近代北京商业店铺中的人力股制度

人力股制度并非山西票号所独家使用的激励机制,近代北京商业店铺中也多使用此制度,并有了一定创新.本文主要就北京商铺人力股的确定、银人股分配比例、股份衡量与份额变动、故身股、应支制度及创新型长生遗念股的设立、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证明它所表现出的先进理念仍是今天企业应当充分借鉴的.     

山西票号人身顶股制激励机制分析

山西票号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其有效的激励机制一直备受关注,本文将尝试分析人身顶股制是如何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道德风险问题的。鉴古可知今,理解山西票号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可以为现代企业制定激励措施提供参考。本文认为人身顶股制激励强度是合理的,并认为身股等级制、故身股和花红等身股给予方式和分红方式起到了重要激励作用,与激励强度同样重要。     

明清山西商人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创新及其局限性

明清山西商人创办了典当、印局、钱庄、账局、票号等多种金融机构,服务于不同收入水平、风险程度的客户,并以票号为统领,建立起密切的业务往来,形成多层次金融体系,满足了城乡百姓日常生产生活以及工商业发展需要,为促进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明清山西商人多层次金融体系也存在利率偏高、过分重视信用放贷、实行无限责任以及金融业组织社会化程度不高等局限性,最终被现代银行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