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与扶贫路径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绝对贫困相对缓解，而相对贫困、发展贫困、贫困刚性、贫困波动性等特征凸显的新形势。为应对新挑战，必须围绕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这一核心，对扶贫目标、贫困标准、扶贫方针进行战略性调整，并创新扶贫开发路径，强化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持续发展的外部支持、产业支持、资金支持和项目支持。     

新疆扶贫资金投入及使用的绩效分析

本文概括了新疆农村的贫困现状、扶贫资金的投入情况及其变化,通过对新疆扶贫资金及其具体投向对农业总产值、农村贫困人口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回归分析,来考察新疆扶贫资金使用的绩效,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通过贫困文化论视角探析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

我国是人口大国,扶贫政策的制定关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扶贫政策最优效果,关键在于结合农村地区贫困人口认知度差、参与度低与情感共鸣少三大特征,并从文化贫困论视角下提出建议以逐步解决贫困问题,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树立正确的贫困文化价值体系,走文化扶贫之路,已期达到扶贫政策的最优效果。     

教育:脱贫的治本之策

"教育扶贫"是最能发挥贫困人口的主体作用的精准扶贫,是最能解决贫困根源的扶贫方式。当前扶贫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到位和人力资源匮乏。发展精准扶贫需要使资金到位,完善相关政策,使政策向贫困地区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倾斜,留住优秀人才,培育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潜能,做到扶贫与扶志、扶贫与扶智相结合。     

我国将逐步提高扶贫标准 1999年扶贫资金规模达到了248亿元

本刊讯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高鸿宾在5月18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政府将不断加大扶贫投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最终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他说．倒今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可以基本解决。但中国政府的扶贫目标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和基本任务。尽管中国的贫困标准与国际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但根据过去和目前中国农村的情况,这是客观和符合实际的,保证了政府能够集中使用扶贫资金对最贫困人口、最贫困地区进行有效的扶持。中央政府的扶贫资金逐年增加,去年年度规模…     

扶贫资金该用在刀刃上

实现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不仅是本世纪末基本解决中国农村组对贫困问题的关键，也是缩小中西部与东部经济差距的重要措施。现在全国还有5800万贫困人口，每年帮助1450万贫困人口脱贫，是相当艰巨的工作。1996年，中央召开扶贫工作会议，对扶贫工作作了更进一步的部署，并提出不仅要提高扶贫资金总量，还要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影响扶贫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有各种情况，比如，不少地方要钱很积极，而对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却不关心；扶贫贷款到位不及…     

生态移民——西部农村地区扶贫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贫困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难题，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贫困人口。消除贫困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1994年启动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标志着我国的扶贫工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目前中国农村有8．517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1％，其中收入637—882元的低收入人口总数为5617万。但是，余下的尚未脱贫的人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部农村地区，而他们的脱贫工作任重道远。     

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科学发展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把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作为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对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丧失的贫困人口实行社会救助。”这标志着扶贫开发进入了一个以解决发展问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新的历史阶段。     

我国农村贫困的新特征及扶贫战略新指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双双继续下降,但农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并出现了诸如绝对贫困大为缓解但相对贫困有所扩大、经济贫困有所缓解但人类贫困仍然存在、贫困人口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分布特征、贫困人口减少速率出现递减等的新特点。本文针对这些新特征,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了我国政府扶贫战略的新指向。     

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

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贫困区域分布上的重合。尽管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的相互交织、相互制约,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仍然严峻,由此构成了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挑战。一、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投入及主要成果“八七”扶贫攻坚期间,中央扶贫资金向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贵州、云南、青海八个民族省区共投入430多亿元,占全国总投资38.4%。国家设立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新增发展资金”和“少数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协同扶贫模式创新:重庆例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与农民联系较为紧密的两类经济组织,是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生性力量。但在实践中,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承担市场经营风险能力弱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规模偏小、脱贫带动力不强等因素影响,两类主体的扶贫作用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重庆市城口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中,一方面普遍性地成立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承接相关政府部门扶贫资源、开展村集体资产运营管理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平等协商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的扶贫资源以入股方式投入当地运行规范、实力较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获取相对稳定的分红收益,并优先用于增加贫困户收入。该模式既为村“两委”参与市场活动和承接政府扶贫资源提供了有效载体,又较好地保证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有利于构建激励兼容、多方共赢的长效扶贫机制,是有镜鉴价值的扶贫模式创新。     

农村产业扶贫的困境与路径研究——以怀化市为例

农村产业扶贫机制是调动政府、企业、贫困户多方主体积极性的有效开发式扶贫机制。但是，当前农村产业扶贫依然面临着扶贫产业结构不优、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农产品产销对接不畅、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实践困境。要破解上述实践困境，需要通过正确处理产业扶贫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不断夯实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支撑体系，积极探索农产品产销无缝对接的新模式，不断深化贫困人口与市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才能实现。     

健康扶贫政策提升农村贫困老人主观幸福感了吗？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结束进入过渡期，健康扶贫政策对巩固脱贫攻坚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分析健康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扶贫政策在5%的显著水平下提升了农村贫困老人的积极情感，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降低了其消极情感；机制检验发现，健康扶贫政策通过提升农村贫困老人实际健康状况、降低医疗费用支出的路径提升了农村贫困老人主观幸福感；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健康扶贫政策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了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贫困老人积极情绪。最后提出逐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拓宽健康帮扶边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树立大健康理念等建议。     

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老人的多维贫困吗？——兼论“贫困恶性循环”效应

老年人贫困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问题,社会保险则在国家反贫与脱贫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CLHLS2011）大样本微观跟踪调查数据,构建Logit计量回归模型,将农村老人贫困分为经济贫困、健康贫困与精神贫困三个维度,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保险与农村老人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老人多个维度的贫困。文章进一步指出农村老人贫困存在“恶性循环”,经济贫困、健康贫困与精神贫困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正向影响,但社会保险对农村老人陷入“贫困恶性循环”起到了的调节效应,即社会保险弱化了不同贫困之间相互的正向作用。这些经验发现可以为政府改善农村老龄人群的贫困状况提供可靠的政策依据。     

西藏农牧区金融精准扶贫现状及对策研究

西藏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是有效缓解并全面消除中国区域性贫困的最大挑战。从西藏实际情况看,农牧区贫困有其成因,自治区采取综合扶贫措施、精准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就金融精准扶贫来说,还存在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少、市场评估机制不完善,数据整合机制效率低、精准扶贫对象识别难,政策受众认知意识弱、“扶贫”援助经常为“济贫”等问题。西藏农牧区金融精准扶贫应优化金融扶贫资金结构,完善扶贫对象瞄准机制,强化扶贫对象脱贫意识等,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于农户感知的森林碳汇扶贫效应分析

伴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森林碳汇项目时间的深入,项目实施区域农户在森林碳汇项目实施、持续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日益突出。农户对实施森林碳汇项目开发的价值评判决定其行为态度,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减贫双赢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文章借鉴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了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理论模型,基于典型民族地区抽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扶贫效应感知价值与其支持项目后期运营意愿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大规模造林再造林项目开发取得较为明显的扶贫效应,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2）农户对森林碳汇扶贫开发利大于弊的赞成率为72.56%,农户愿意支持森林碳汇项目后期运营的赞成率为69.82%,利大于弊的感知价值对农户支持项目后期运营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直接影响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其中,感知利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经济利益 > 感知社会利益 > 感知生态利益,农户对触及自身切身利益的森林碳汇扶贫开发经济利益感知最高,尤其是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对外来投资引入的最为敏感。感知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情境风险 > 感知心理风险 > 感知经济风险,鉴于长期、大面积的林业生态建设衍生负面影响日趋扩大和农户对近期、客观风险感知的敏感性使得农户对情景风险的感知最为强烈。     

征地补偿与农村减贫

征地后农业收入及土地权益的减少会阻碍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但征地补偿的存在可以扩大农户生产经营的可选集,为持续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水平,促进农村减贫提供了必要前提。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2013年的农村住户数据,文章设立了以家庭财富为基础的农户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建立三元联合分布计量模型,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征地和征地补偿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征地过程中减贫效应起主要作用,征地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财富,促进农村减贫。征地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征用宅基地形式下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征用耕地时效果则会下降;不同补偿方式下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组合下的征地减贫效应最强,而单独资金补偿的减贫效应最弱;征地减贫效应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及高财富农户中更加明显。处理效应结果表明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的组合能够为农户带来最多的财富收益,具体为233578.8元。最后文章还检验了征地的影响机制,发现征地补偿是征地减贫效应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途径,补偿在征地的减贫效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效应所占比重约为59.5%。文章结论表明政府征地不仅有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还具有促进农户减贫,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基于4023户农户微观数据的断点回归

文章利用全国27省份517个村庄的4023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贫困减缓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和相对贫困水平的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不明显；在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的下降，但增加了相对贫困并抑制了经济增长。基于此，文章提出在农村普惠金融的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其发展战略实施的区域差别化，以实现普惠金融积极效应的最大发挥。     

宁夏回族自治区乡村旅游扶贫研究

乡村旅游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宁夏民族地区以其独特的自然优势将乡村旅游扶贫工作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帮助了贫困户实现脱贫,还带动了产业的转型。针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分析其贫困现状和导致贫困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以及展开对乡村旅游扶贫的优劣势和面临的阻碍。根据分析结果,探讨了宁夏乡村旅游扶贫的问题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