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视角,本文分析了我国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并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了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提升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最后,文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性启示。     

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整体上看,企业GVC上游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下游参与程度提高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分组检验中看,企业GVC上游参与度提高对出口产品质量有稳健的正效应;而下游参与度提高的效应对于不同特征的组别存在差异,加工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一般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外资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的质量效应较明显,而对于国有企业该效应较弱;低技术类型企业GVC下游参与度的提高有助于产品质量提升,而对中、高技术类型企业来说则有显著的负效应。文章还发现GVC下游参与通过"中间品效应"、"溢出效应"渠道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机理与事实

文章基于Antoniades（2015）模型,将企业创新行为纳入企业产品质量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生产率门槛效应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创新抑制效应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相关结论发现：总体上,贸易成本上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贸易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降低作用更大,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降低幅度较小。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贸易成本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同时存在,并且创新抑制效应更大,因此总体上,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提质增量”

文章基于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利用200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多样性带动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私企、外企、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国企、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相对于出口到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消费撬动出口升级——事实与机制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研究了消费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国内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消费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所在地区、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消费升级通过市场竞争效应、进口中间品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此外，消费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到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制度环境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制约。本研究拓展了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对于我国如何在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背景下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动和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手工查找的2005-2010年全国2855个县区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就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2000-2011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U"型变化;(2)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研发投入、企业规模、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融资约束则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并且这一结论非常稳健;(3)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存在行业、所有制和地区间的差异,劳动要素密集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大;对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中部地区的抑制作用大于东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     

FTA深度与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条款异质性视角

当前，FTA成为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重要载体，FTA主要从“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两个层面对现有规则进行深化和拓展。文章基于CEPII-BACI数据库的HS 6位编码产品贸易数据，测算了1995～2018年全球221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质量，并在对同期全球已生效FTA深度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FTA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深度对参与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FTA的深度提高会显著提升协定参与国的出口产品质量，与边境间条款相比，边境后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大且具有长期的累积效应，该结论在替换代理变量、采用PPML方法、加入前置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同时，在基于异质性条款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中发现，边境间条款通过影响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提升国家出口产品质量；而边境后条款通过改善协定参与国的国家创新水平进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文章的研究为FTA深度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间品进口抑或资本品进口

与大规模中间品进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仍然较低。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数据,揭示出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总的样本来看,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效应,而资本品进口产生抑制效应,二者调节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区分产品差异化后发现,同质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更大,且同质中间品与异质资本品进口交互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3)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最强,而资本品进口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最强,且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交互对三类企业都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正是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结构失衡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才导致中国在大规模进口中间品的同时却出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处于低位现象。据此,在强调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的同时,需要区别重视、克服其通过资本品进口产生的不利调节效应。     

行业关联、外资进入与出口质量——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外资合理利用对实现我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外资的行业关联从出口升级的视角再次探讨这一问题。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统计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的匹配数据,从行业内水平溢出、产业间垂直关联等多个维度系统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发现:(1)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质量提升效应均显著,其中后向关联效应最大。(2)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渠道分别通过研发效应、中间品投入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得以实现。(3)异质性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作用更为突出。文章为外资利用与企业出口质量关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微观证据和理论依据,能够为当前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引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战略背景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7～2015年CEPII数据库中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测算了出口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贸易便利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一方面促使企业选择以低价竞争策略替代质量竞争策略,从而产生替代效应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又使出口企业获得成本优势,促使其选择扩大出口规模,进而产生收入效应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然而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却总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随着进口国收入水平的降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逐渐降低,最后对出口产品质量表现为促进作用。此外,贸易便利化对质量越高的出口产品抑制作用越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改善东道国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中美贸易视角

中美关系的焦点集中在贸易领域，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维系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尤为重要。本文从中美实际情况的角度出发，探讨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路径。利用2011-2016年中国7个制造业代表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在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影响下，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研发投入、工资水平也对产品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进一步对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这三大类直接投资回归发现，消费品行业美国的直接投资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有所下降，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才是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根本。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当下中美之间贸易形势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利用直接投资对我贸易改善的积极建议。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以致深远地影响到农村居民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从而产生人力资本差距，而这一差距又反过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笔者认为，政府必须在改善农村教育和医疗保障体制上有所作为，以缩小人力资本差距，最后达到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劳动力保护抑制了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资本深化视角的经验研究

加速资本深化是出口企业应对劳动力保护冲击的常见策略，这一过程有助于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加强产品和技术研发、改进生产工艺，可能会削弱甚至扭转劳动力成本增强对出口产品质量冲击的不利态势。本文使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样本，利用回归反推法测算了“企业-年度-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借助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政策冲击，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劳动力保护的影响以及资本深化机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保护增强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利用省内地理最邻近的三个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剔除离群值和考虑滞后效应后该结果依然稳健。中介效应检验证实，劳动力保护增强促使企业加速资本深化，这一调整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异质性回归检验发现，劳动力保护的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在传统制造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外资企业及长三角地区企业样本中更强。本研究为厘清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全面小康进程中提高居民消费质量的路径思考

在全面小康进程中，我们只有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断增加居民收入；加快改革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收入差距；严格执行有关法规和标准，确保消费品及服务质量；优化产业、产品结构，突出服务消费重点，不断拓宽生活消费领域；改善生态、完善基础设施、改革消费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培育优美、舒适、和谐的消费环境；加强消费教育，提高消费者素质，才能突破现实因素的制约，切实提高居民消费质量。     

专利质量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基于知识宽度视角的探究

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竞争力是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面临的重要问题。专利作为创新研发的直接产物,常被用于衡量企业创新能力。文章从企业专利质量异质性出发,基于知识宽度这一视角,利用上市公司专利数据、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企业财务数据估计了企业专利质量及出口竞争力,考察了企业专利质量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检验发现,企业专利质量通过横向扩展出口产品种类与纵向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增强了企业出口竞争力,在变换核心变量估计方法后上述结论仍稳健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专利质量对不同专利密集型企业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在按所有制分类的子样本中,专利质量未对国有企业出口竞争力造成显著影响。     

加工贸易、资本密集度与工薪差距——基于中国加工贸易活动的研究

HO模型中的SS定理适用于一般贸易背景下的产业间贸易;FH模型中的SS定理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外部采购中中间产品贸易对工薪差距的影响,但却不能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活动对工薪差距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工装配活动可能会拉大,也可能会缩小工薪差距;加工装配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上升将会缩小工薪差距。对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加工装配活动同时提高了高技术工人和低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但拉大了工薪差距;加工出口产品资本密集度上升缩小了工薪差距;技术进步对加工装配行业工薪差距无实质影响;行业规模扩张缩小了工薪差距。所以,为提高收入水平,中国应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加工贸易活动,与此同时,中国还应不断提升加工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以缩小工薪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