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难攻坚“降成本”

前一阵媒体广泛转载了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的关于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的研究报告,指出中美制造业成本差距仅剩4%,已是微乎其微。笔者联想起一位对浙江经济深有研究的领导两年前写的一篇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比较的调研文章,从八个方面比较了在中美投资办厂的成本,结果中国仅在人工、折旧两个方面占优,综合成本还略高于美国。看来,国内制造业成本优势不仅加速让位于     

中美关系中的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作为全球最大发达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发挥着重要影响,两国在直接投资领域的表现也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全球资本流动新的动向和特点。但是,两国彼此之间的直接投资,却由于产业结构、经济体制、政策导向等因素而显现出种种的不对称性,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我们应积极研究对策,促进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渠道的顺利通畅。     

美国外资监管新政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比较

2018年美国外资监管政策做出重大变革,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中美战略竞争也逐渐升级,中国对美投资遭遇更多限制。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外资东道国,厘清其外资监管政策的变化及影响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归纳并总结了美国外资监管新政的变化,并基于与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新政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作为对美投资的“后来者”,在美投资存量仍相对有限,但美外资新政对中国投资却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投资的数量、效率和产业范围均受到更显著的冲击和限制。中美竞争在中长期内或将持续,中国企业需要适应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长期博弈的新常态。     

中国和波兰产业竞争力研究

该文利用UN Comtrade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中国和波兰2007-2020年货物贸易数据,计算并比较两国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对产业出口优势和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从宏观产业层面和中观制造业层面对两国各产业综合竞争力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国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扩大波兰对中国食品、饮料和烟草的出口有助于改善中波贸易不平衡现象,两国均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出口优势,出口产品出现部分重合,可以通过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有效利用对方地缘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进一步提高出口附加值,切实保证双边经贸合作长期互惠共赢发展。     

美国外资监管新政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比较北大核心

2018年美国外资监管政策做出重大变革，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中美战略竞争也逐渐升级，中国对美投资遭遇更多限制。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外资东道国，厘清其外资监管政策的变化及影响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归纳并总结了美国外资监管新政的变化，并基于与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新政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作为对美投资的“后来者”，在美投资存量仍相对有限，但美外资新政对中国投资却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投资的数量、效率和产业范围均受到更显著的冲击和限制。中美竞争在中长期内或将持续，中国企业需要适应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长期博弈的新常态。     

1月份中国与东盟进出口增势良好

正据中国海关统计,1月份,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2590.6亿元人民币,增长11.3%。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增长速度仅次于欧盟,居第二位。东盟国家成本竞争力凸显倍受中国外贸市场关注。由于受人民币不断升值、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国内制造业在吸引外资方面有所减弱,而一些生产成本较低的东盟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增长显著。成本较低而地缘相近的东盟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企业     

中美农产品贸易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中美两国同为农产品进出口大国,但两国农产品贸易状况比较复杂,对中美农产品贸易关系进行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在分析中国与美国双边农产品贸易现状基础上,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国和美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贸易竞争力、贸易互补性、产业内贸易程度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农产品竞争性强,中国竞争力较差;双边农产品贸易在一些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且兼有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特征.针对中美两国贸易特点,中国应在发展中美间农产品贸易中审慎把握形势、进行科学决策、合理安排政策.     

市场开放促进了产业升级吗?——理论及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中国通过吸引FDI增加了国内资本存量,但学界关于FDI对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争议。本文将市场开放分解为源于国际贸易的产品竞争效应和源于FDI的外资效应,阐述它们对最终产品部门—中间品部门—研发部门之间资本要素需求的影响机制和结果,并以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采用行业成本转换法估计资本要素相对需求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FDI和出口显著地增加了中国制造业的资本要素相对需求,进而促进了产业升级。     

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同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文章利用CES生产函数和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制造业技术差距,并对技术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测算结果表明,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在1995~1998年期间出现短暂缩小,但1999~2009年期间技术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分行业看,中国的资源、能源等垄断性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同美国的技术差距较大,而消费品制造业同美国的技术差距较小。利用分行业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信息通信技术和制度环境,特别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度改革并未有效促进信息技术进步进而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中国加入WTO后显著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并未有效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而且,随着人均GDP的上升,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并未呈现收敛趋势。     

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同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文章利用CES生产函数和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制造业技术差距,并对技术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测算结果表明,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在1995~1998年期间出现短暂缩小,但1999~2009年期间技术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分行业看,中国的资源、能源等垄断性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同美国的技术差距较大,而消费品制造业同美国的技术差距较小。利用分行业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信息通信技术和制度环境,特别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度改革并未有效促进信息技术进步进而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中国加入WTO后显著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并未有效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而且,随着人均GDP的上升,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并未呈现收敛趋势。     

美国重振制造业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关键领域并非传统、低端的制造业,而是意欲引领全球制造业的未来,因此,美国重振制造业对中美贸易规模总体影响不大,但进出口结构变化不一;美国重振制造业将对美国在华新增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在华美资存量会保持稳定,但新增美资的规模或比重可能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尤其是对美制造业的投资可能增加,由此导致中国FDI净流入减少。     

中美服务贸易与投资合作及影响研究

当前,全球经济贸易竞争的重点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服务贸易与投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文章分析了服务贸易在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从规模和行业结构方面阐述了中美两国服务业贸易与投资的现状,及其发展对两国经济的影响,最后提出加强中美服务业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建议。     

中国公司收购国外企业应该低调

美国号称自由市场经济,但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监管,而且其发展还受到强大工会的制约,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制造业前必须做的功课。近日,三一集团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新闻,在中美两国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9月28日,奥巴马以有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为由,签署总统令,责令三一集团的关联公司Ralls公司停止在美的所有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美双边贸易要素结构分析——对HOV定理的再检验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的跨境流动赋予了贸易要素含量新的内涵。本文提出了符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贸易要素含量测算框架,并以中美贸易为对象对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定理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美双边贸易的要素结构并不符合HOV定理的预期,中国对美国的资本净出口大于劳动净出口,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增大。美国跨国公司的FDI和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的中国（美国）对美国（中国）出口资本/劳动比的提升（下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劳动要素结构体现出显著的互补性。优化要素结构,提升中高技术劳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贡献度,是实现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基础。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差异性与协同性研究

文章基于HP滤波等多种周期项分解方法,对1960～2016年中国和美国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持续性等进行比较,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交叉相关系数检验研究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人均GDP波动幅度超过美国,持续性(时间序列相关)短于美国;中国经济收缩深度和扩张深度超过美国;中国分类经济指标的波动性从大到小排序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平滑度低于美国。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有不断加强态势,居民消费是中美两国协同程度最高的分类经济指标。美国经济波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基于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过程显示,双边贸易是美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渠道; 1单位美国人均GDP正向波动在当期会对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产生1. 0041单位的正向冲击,对中国人均GDP造成0. 3635单位的正向冲击。在中国省区和美国州区,高收入地区的经济波动(波动持续时间和波动深度)低于低收入地区,收入水平与经济周期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省区之间的经济协同高于美国州区;中国省际经济与美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美国州际经济与中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中美两国高收入地区经济的外部相关性比较低,经济独立性高于中低收入地区。     

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北大核心

一国的资本充裕度对该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立场起到决定性作用。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规模较大,但国际投资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为完善国际投资体制建设,需要估计中国的资本充裕度、理解资本充裕度影响对外政策的逻辑。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定位,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四种类型:资本匮乏国、资本增加国、资本充裕国和资本减损国。通常来说,资本匮乏国常处于非自愿开放的状态,资本增加国倾向于扩大本国的开放,资本充裕国的主要诉求是对等开放,资本减损国则再次降低本国开放度。作者通过国别案例验证了这一观点:拉美国家资本匮乏,同时难以维护本国利益,开放的自愿程度不高;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和20世纪后期的中国则处于资本增加阶段,尽可能地开放本国市场;20世纪的美国是资本充裕国推动对等开放的最典型例子;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出现资本减损,呈现保护主义倾向。这一新的分类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定位,推导出中国优先的政策选项。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西部省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四川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资本结构在现实中对企业的经营至关重要。随制造业的发展,资本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本文尝试借鉴西方资本结构理论,通过描述性分析和建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模型,同时鉴于新准则的实施,将分为2004-2006和2007年两段财务期间,以四川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西部省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比较。     

东方吹来了收购风

【英国《金融时报》8月12日】中美两国最近在外汇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态势，突出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最大变化。与传统的贸易和投资流向相反，中国和其它新兴市场的领军企业把目光投向发达市场，以期利用它们的竞争优势收购欧美的成熟企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高速的经济增长，再加上空前的低资金成本，使这些企业可以通过跨国收购来扩大业务。     

中企赴美投资五问

日前，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双向投融资成为本届对话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事实上，自2011年，奥巴马政府推出选择“美国计划”之后，中美两国的资本往来就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截至2014年底，中美双方双向各类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对美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