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区域收敛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已成为除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新要素，能否依托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城市创新？文章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基本界定后，借助微观大数据构造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2015-2018年中国283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及创新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其中，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创业活力增强效应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两条重要路径。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消除样本选择偏差、选择分位数回归，以及创新性地采用各地级市市长过去修习的专业作为历史工具变量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成立。进一步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特征，不仅促进了本地区创新水平提升，而且对相邻地区的创新产出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有利于缩小区域创新差距，实现区域创新收敛。此外，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发明专利的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的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质量创新而非策略创新。文章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也为理性看待数字经济、防止出现数字鸿沟，实现区域创新均衡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引入关系数据范式，利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均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态势；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不断缩小，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呈扩大态势。全样本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缩小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的有力途径。分区域考察显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的驱动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驱动作用尚不明显；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地区差距的贡献大于北方地区。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改善对缩小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地区差距均存在显著的积极效应。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仍然处于低度融合阶段,分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较低,由东向西表现为从高到低的融合空间分布格局。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创新;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可以通过增大研发投入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异质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不显著。     

“加速折旧”如何赋能数字企业创新？

加快数字企业创新是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项外生冲击，运用经济学模型和三重差分法（DDD），手工匹配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与专利数据，以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总数衡量创新产出数量，以专利前向引用次数衡量创新产出质量，研究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数字企业创新产出数量、提高其创新产出质量，二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此外，动态分析结果表明，该政策效应随时间呈现递减趋势。第二，政策效应对中东部地区、高固定资产占比和成熟期的数字企业尤为显著。第三，从作用机理看，融资约束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数字企业创新的重要制约。文章为加快实现数字经济行业创新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分析

文章依据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对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接着使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各省份创新效率加以测量，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和溢出效应做检验分析。研究发现：发展数字经济对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影响显著；发展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为负，即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上述结论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据此，各地区在向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应注意区域间数字经济均衡发展，以实现我国整体创新效率最优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在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采用2013—2020年我国各地区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能提升所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临近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积极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协同集聚三个变量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以进口贸易占比为门槛变量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门槛后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因此,应大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创新效率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可持续发展下天气变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文章选取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创新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天气变化与创新产出的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天气变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天气变化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影响。每月最高温度数增加1单位,创新产出就减少0.0078个单位,降雨天数增加1个单位,创新产出量就增加0.0074个单位;西部地区对天气变化的敏感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更弱。各创新区域应因时制宜的制定创新战略,保障创新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同时,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促进创新产出,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与我国技术创新——基于1998～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在我国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影响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通过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技术溢出对创新有促进作用,但存在区域差异。从全国层面上看,贸易和知识产权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不显著;基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进步效应明显;但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门限效应",促进技术进步的溢出条件尚未发生作用。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     

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鸿沟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在借鉴测度数字经济的国际权威体系的基础上，文章从六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形成2012-2018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数字鸿沟问题。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城镇化和城乡居民相对创业水平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城镇化以及更多提升乡村的创业水平，但数字经济发展后期，其会导致"逆城镇化"以及更多提升城市的创业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U型关系，加强数字经济初始发展阶段对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后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和加快农村金融发展是确保数字经济发展惠及农村居民的重要保障，由此形成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建言。     

沿海地区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选取2013—2020年沿海地区数据,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和灰色预测模型,探究沿海地区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沿海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整体呈上升状态,北部沿海地区起点较高,但上升幅度不大;3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大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2020年有些许下降;3个地区区域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均稳步上升,北部沿海地区为良好协调状态,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为优质协调状态。     

数字化与创新之悖论：数字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解释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通过构建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数字化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数字化低于拐点时,数字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当数字化高于拐点时,数字化会抑制企业创新;异质性影响机制上,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吸收能力强企业、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化追赶型企业和后进型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只存在于领先型企业中。数字化硬件投资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数字化软件投资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文章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当前企业更好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融合发展测度研究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深入融合，是促进数字经济成果加速转化的重要环节，是助推数字经济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基于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机理，从融合基础、融合投入、融合产出、融合环境、融合治理等5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TOPSIS综合评价模型计算省域（自治区、直辖市）2017-2020年的综合得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融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呈现“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中国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融合发展的建议。     

数字经济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DEA-GML指数测算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构建Tobit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GTFP的影响效果及机制作用。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存在节能降耗与技术创新效应,通过机制效应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技术效率变化为主。在区域异质性方面,东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数字红利释放效果,西部地区还有待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效能,应因地制宜制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专利申请量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深圳为例

2010年深圳专利申请49430件,其中含金量最高的发明专利申请23956件,占总量的48.46%。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连续7年蝉联全国第一。专利申请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实力的重要标志,以专利所代表的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且逐渐成为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本文试图通过相关性分析和计量分析,测算出近20年来专利申请量与GDP增长的相关系数和弹性系数,科学的论证专利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以促进深圳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互联网发展与创新绩效:三维理论框架和异质性验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因此探讨中国互联网发展能否有效提升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构建了互联网发展影响创新绩效的三维理论框架，同时从"质量-数量"二分视角，采用2011-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面板个体效应模型对二者相关关系予以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互联网通过去壁垒、去中心、去中介，从要素、组织、生产范式三个维度分别经由要素重组、组织变革和供需迭代促进了创新绩效。（2）在全国层面，互联网发展和创新质量间存在U型关系，而互联网发展与创新数量间则表现为倒U型关系，且拐点值存在明显差异。（3）在分区域层面，东中西部互联网发展与创新质量间分别呈现出U型、U型、倒U型关系，与创新数量则均表现为倒U型关系。（4）由于不同省份2016年互联网发展水平分布在拟合线拐点两侧的位置不同，各省份未来政策着力点有所差异。（5）数据驱动、生态网络、用户主导分别与互联网发展深度复合影响了创新绩效，但在显著度上存在差异。综上，应从互联网建设、推广与应用，研判区域异质性，发挥调节变量的正向效应三方面重点突破，最大化互联网创新绩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城市智能化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来自腾讯研究院大数据与专利微观数据的分析

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孕育兴起,"互联网+"构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劲引擎。文章在构建局部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腾讯研究院大数据测算的"互联网+"指数与201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微观数据,以31580家企业专利申请数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代理指标,以企业所在城市的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实证考察了"互联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文化、数字生活和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互联网+"对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考虑调节效应的扩展分析进一步发现,城市智能化与"互联网+"的协同创新作用已经彰显。本研究为深化"互联网+"发展战略、建立数字化导向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