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碳交易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碳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产业集聚角度探讨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阻碍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且在高层级城市表现的更为明显。分行业看，制造业集聚在碳交易政策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起到U型调节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两业协同集聚均能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协同集聚的促进效应更大。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城市中碳交易政策的促进效果更好。据此，为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本文提出要以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双轮驱动为发展路径，建立城市间绿色发展的协作创新机制，重点加快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程，继续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制造业集聚和城市规模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其具有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特点。（2）从单因素考虑，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城市规模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3）从协同效应来看，城市规模能够提升制造业集聚的边际效应，但是制造业集聚阻碍了城市规模效应的发挥，两者协同效应的发挥需要互相匹配；以制造业集聚效应为标准，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存在较大范围的提升空间。（4）从城市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路径差异来看，制造业集聚、城市规模对不同路径具有作用相反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41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税收总量和税制结构双重视角，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从税收总量来看，横向税收竞争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税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均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官员更替能够显著增强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弱化了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绿色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剖析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绿色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碳交易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

本文以碳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产业集聚角度探讨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阻碍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且在高层级城市表现的更为明显。分行业看,制造业集聚在碳交易政策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起到U型调节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两业协同集聚均能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协同集聚的促进效应更大。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城市中碳交易政策的促进效果更好。据此,为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本文提出要以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双轮驱动为发展路径,建立城市间绿色发展的协作创新机制,重点加快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程,继续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     

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利用黄河流域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并分析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近年来,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呈现狭长片状分布状态,效率值分布区域性差异明显,周边地区效率值较高。分流域来看,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提升作用。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技术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从各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性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对下游地区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对中下游地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上游地区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对外开放对中游地区有抑制作用,对上游和下游地区没有明显影响作用。产业结构对中上游地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下游地区有提升作用。技术水平对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金融发展对中游地区有提升作用。通过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对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黑龙江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文章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了黑龙江全省及各地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发现其呈现出波动和不平衡的特征,效率改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经济开放度、科技水平、金融支撑能力对黑龙江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强,工业比重增加却不利于其增长。根据全省及各地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给出了提升黑龙江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策建议。     

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与时空演化分析

从经济社会效益、资源利用效率、污染排放强度、污染治理水平4个方面对东北三省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揭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缓慢提升的趋势,主要依赖经济社会效益、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排放强度的改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幅度呈现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的分布态势,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低于非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下降的趋势,省域内差异是影响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内部差异的主要因素,各研究单元工业经济社会效益差距最为明显;各研究单元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仍处于调整重构期,多数研究单元排名波动较为明显,仅少数核心城市和沿海城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竞争优势。     

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测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整体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分析——基于辽宁省的实证研究

针对当前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基于耦合理论,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分析对象,构建2012—2019年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辽宁省整体的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且城市与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存在大幅度差异。随着辽宁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存在营商环境滞后于经济发展现象,因此优化营商环境是促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

基于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食品业三个子行业的TFP及其分解指标,并实证研究了效率改善、技术进步以及资源禀赋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食品业三个子行业都实现了集约型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贡献,农副食品业TFP增长明显落后于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东北部和西部的TFP增长要优于东部和中部。TFP增长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有正面促进作用,效率改善作用强于技术进步作用,农业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等资源禀赋因素也是食品业专业化生产区域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辽宁省信息化对经济发展贡献度实证研究

以辽宁省为研究对象,建立信息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测度模型,利用spss软件,分析得出辽宁省信息化发展的变化趋势,并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LINGO软件分析,科学地测算了辽宁省信息化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理解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环境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08-2015年的数据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模型,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处理内生性。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引起地方竞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治理不足而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财政分权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的河南省科技金融效率评价

基于DEA-Malmquist模型对河南省2010—2019年18个地级市的科技金融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河南省科技金融效率总体处于DEA弱有效状态且各地区之间科技金融发展不均衡,全省只有郑州市在样本期间实现了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的最大化,其他各市科技金融的综合效率均值从0.344到0.963不等,但2/3地级市的科技金融效率水平都有所提升。根据实证结果,从合理配置科技金融资源、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以及扩大高技术产业规模等方面提出建议。     

湖北省科技服务业发展效率测度——基于DEA-Malmquist指数和Tobit模型

基于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并结合Malmquist指数方法，以湖北省12个地级市2010—2019年科技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和分解，并通过T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科技服务业发展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各地市科技服务业发展差距显著，良好的资源分配机制和科技服务业体系均尚未形成，应当加强资源投入并合理分配，确保规模效率提高与技术进步同步增长，促进地区间深入交流以实现资源共享，真正助推全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3—2019年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升级水平的基础上,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分析绿色经济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绿色经济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经济对制造业升级的正向影响存在基于政府科技投入的单门限效应,相较于少量的政府科技投入而言,较多的政府科技投入会使该正向促进作用有所减弱。绿色经济对制造业升级的正向影响还存在基于制造业集聚度的双重门限效应,当制造业集聚度低于第一个门限值或高于第二个门限值时,绿色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正向推动作用显著,当制造业集聚度处于两个门限值之间时,绿色经济对制造业升级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数字赋能视角下辽宁省科技人才政策创新路径分析

以辽宁省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辽宁省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并从政策的完善性、覆盖性、可操作性、有效性4个方面对辽宁省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进行定性分析。研究发现辽宁省科技创新人才的政策方面存在分布比例失衡、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适用性不强以及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依据数字赋能角度从重视人才需求、加强政策宣传、完善政策体系以及发挥政策价值方面探索辽宁省科技人才政策的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