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回归技术

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双门槛效应。只有在人力资本跨越了10.5038这一门槛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才显著存在,未跨越这一门槛值的省份,人力资本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有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跨越50.4804的少数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影响略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较新论题,也是中国政府推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预期之一。本文利用2003～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吸收能力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大小。另外,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国内R&D投资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同时阻碍了国内技术效率的提高。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TS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水平提升影响程度研究——基于溢出机制和影响因素的视角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TSFDI)是一国利用技术外溢效应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的有效路径,在推进我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文章以1985~2015年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甄别为基础研究了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即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引致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0086%,效应程度不及国内研发和进口贸易;此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受到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差距等因素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没有对国内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动态解释:一个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自从1960年海默开创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以来,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层次和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及条件,从而形成了众多跨国企业理论.这些跨国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特有优势是与生俱来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就是利用这些优势产生更大的利润,因此分析角度是静态的.本文以企业成长最大化目标为切入点,从动态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并指出企业对成长最大化目标的追求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依据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算了通过O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就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外研究显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寻求动机,而且普遍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处于相对空白。本文以中国作为分析对象,从东道国的创新能力、国际技术传递渠道和中国的消化吸收能力3个方面归纳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10个影响因素,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并运用辅助分析手段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的GDP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三大因素,真实汇率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负相关,而政府支持力度的影响很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寻求逆向技术溢出主要还是企业的要求和行为。     

海外华人网络是否有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

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动因,国内关于技术寻求型OFDI的研究主要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影响机制等问题,研究层面主要停留在宏观视角;已有文献关于OFDI制度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投资流量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尚未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微观调节作用。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数据,运用Logit回归和PSM方法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运用Huber-White稳健残差、面板回归分析制度距离和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OFDI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2)OFDI逆向技术溢出受制度距离和华人关系的调节作用;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分别存在"制度距离悖论"和"关系嵌入性悖论"现象。实证结果表明,OFDI企业应注重制度差异,提升学习能力;加强华侨华人交流,优化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为吸收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本文依据1985～2008年我国对1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测算了通过OF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对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从吸收能力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程度受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其中研发投入的不足造成的技术吸收的阻碍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动态解释：一个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自从1960年海默开创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以来，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层次和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及条件，从而形成了众多跨国企业理论。这些跨国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特有优势是与生俱来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就是利用这些优势产生更大的利润，因此分析角度是静态的。本文以企业成长最大化目标为切入点，从动态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并指出企业对成长最大化目标的追求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