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现象

当前中国城镇经济中出现这样的怪现状:城市规模的扩张往往是政府预先设定的,而非由产业扩张来推动。所以当政府以扩张的名义圈起大量的土地时,却发现不知道该用什么实质性产业去填充这些土地,然而,一起起“造城”运动仍在继续甚至蔓延……     

“土地财政”的缘由与风险

90年代末以来，全国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几年之间，建筑工地举曰皆是，高楼大厦遍地起，城市的边界在不断向外扩张。在整个中国的这一轮城市扩张中，地方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土地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已介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地方政府为何要经营土地？风险何在？如何防范？     

“新总规”助推首都经济

城市经济发展首先是在中心区聚集．到一定程度后．随着土地、人力等资源成本不断增加，将出现由中心城区向城市边缘地带扩散的发展趋势．北京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逐渐向外围扩张的趋势，但由于受到通勤方式、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医疗、商业、教育、娱乐等配套设施)等因素的限制．北京产业和人口主要是集中在三环、四环以内，在市区104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集中了50％的人口，     

资源型城市“人口-土地-产业”协调发展时空特征研究

以资源衰退型城市——双鸭山市为例，基于1995—2020年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数据，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验证土地、人口对产业的影响及其阶段差异性，采用土地基尼系数方法从人口、产业单指标角度定量分析城市用地效率，进一步构建评价“人口-土地-产业”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的指标体系，探究资源型城市整体及各区(县)在发展进程中人口、土地与产业三者之间协调程度时空变化特征及转型效果。结果表明，双鸭山市“人口-土地-产业”之间的推进关系表现为产业发展影响土地布局，土地布局影响从业人员结构。就人口、产业单指标而言，研究区的城市用地效率在空间与质量结构层面整体趋于均匀状态，仍处于较低利用效率状态。“人口-土地-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三产之间及不同区(县)也迥然有异。第一产业系统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协调-失调-协调变化规律，其中市区和友谊县协调状态提升明显；第二产业受资源限制与煤炭行业市场的影响，经历了由协调到失调的状态变化，2010年后集贤县呈断崖式下降；第三产业发展整体处于失调状态，后期城市转型升级初见成效，耦合协调程度稳步提升。     

厦门城市扩张中的“农民问题”

城市郊区被动型城市化是城市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征用农村土地，改造农村面貌，农民被动地加入到城市的过程。它具有与其他非郊区农村的城市化过程不同的特点和问题，比如许多村是整建制改造，土地被全部征用，且被征用的土地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用于工商业用地，而是作为城市的新建住宅区，农民的转岗就业不是主要依靠就地消化，而是融入到整个城市。     

城市发展要“精益求精”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率先实施城市化战略，率先提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俨然是全国城市化的旗舰，一直走在城市化征程的最前列。但是，无可否认。浙江城市化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就城市自身发展而言，在“两个最严格”土地政策的约束下，原本就已稀缺的土地资源更是“捉襟见肘”，“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模式已难以为继；同时，城市管理运行效能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也目益凸显，浙江城市发展需要转变方式。     

中国出现了城市化“大跃进”？

最近，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化存在大规模扩张、高消耗土地的严重倾向，并断言我国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大跃进”，因此呼吁放慢城市发展的速度。笔者支持关于当前中国城市化有过度挥霍土地资源趋势的批评，但是对于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改进方向，我以为，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转变土地高消耗、人口低吸集的城市发展模式，而非简单地放慢城市化发展速度。     

浅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问题

近年来，在快速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发展出现了一些严峻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问题上，出现了“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一味“做大做强”，纷纷争做“国际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为了满足城市扩展用地的需要，许多地方政府牺牲耕地剥夺农民利益，大规模圈占耕地，出现大量的“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由此带来城乡对立，社会冲突，危害社会安全和社会发展等问题。城市土地无序扩张是城市化不健康的主要表现，城市蔓延扩张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建设用地指标的现象普遍存在，     

从“囚徒困境”看房地产企业土地囤积行为

房地产行业的土地囤积现象由来已久，房地产企业囤地行为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炽热中的冲动和非理性。事实上囤地行为是一种博弈行为，其动力源于企业对土地的未来乐观预期。在土地囤积的“囚徒困境”中，土地供给、住房需求以及主体偏好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力，并由此产生了资金风险、国有房地产企业的新“地王”现象等问题。就政府而言，应以制度迫使房地产企业理性扩张，谨慎拿地，促使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简论“城市集约用地”

“集约用地”这一概念最初是由马克思提出的。他说：“在经济学上，所谓耕地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马恩全集》第２５卷第７６０页）集约用地是人类有效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出产率的重要途径。这里，虽然马克思讲的...     

哪个省更依赖土地财政？本刊首次发布23个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报告

报告背景 近20年来，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城市建设、地方政府资金、市民生活质量、城市周边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获得了快速发展和极大改善。这其中的直接贡献便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新的和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双重考量和追求，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卖地冲动”，其财政支出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甚至是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债务偿还的主要渠道，即当前被外界所诟病的“土地财政依赖症”。     

新世纪的环保“朝阳”何时升起？——我国城市污水治理的市场化、产业化道路探析

穿过天空中越来越大的臭氧层空洞，达摩克利斯剑已刺向我们每个人乃于下一代人的头顶。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可喜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环保产业也渐趋升温，各级政府都想方设法在环保产业上作章。然而，对于“政府投资、政府建设、政府运行”在我国环保工程的传统模式，由于各级政府财力有限，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要对我国现有的市政污水和垃圾进行处理，需要5000亿元－6000亿元的建设投资，此外每年还需要700亿元－800亿元的运转费用，而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这个财力来运作。面对如此现状，采取一种新的模式来大力发展我国环保产业势在必行，本以城市污水治理为例，谈谈我国环保产业市场化、产业化道路的相关问题。     

垃圾资源蕴含“百亿契机”

随着城市垃圾量的逐渐增多以及政府优惠政策的增多，一股垃圾发电热潮正在全国兴起，有规划要发展垃圾发电的城市达数十个之多。“国内在垃圾焚烧产业上还没有一个正规的管理办法出台。”业内人士指出，行业有恶性竞争的苗头，亟需进行产业规范管理。[编者按]     

经营城市土地 促进城市发展

城市土地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是城市各种资源配置的载体。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的今天，作为“城市经营”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地经营”，已经引起了多数城市政府的重视。政府经营土地主要是指政府在保留城市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对城市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等相关权力的市场化运作，可解决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城市建设资金短缺、城市发展无序等问题。     

过度权利的隐患

城市政府其拥有的最大资产就是土地，于是，只要政府的脑子热了，土地就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筹码。     

深圳新“土改”

"深圳土改模式"被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称为:"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史上又一次里程碑式的重大抉择的改革。"如果推广全国,未来土地产业链将面临众多调整,比如产权周期缩短、土地供应方式更灵活多样、土地价格确定更灵活等。最重要的是,政府将以投资人身份通过土地入股分享土地升值和物业运营收益,这对目前中国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和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地方土地财政模式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城市运营商”应运而生

十几年来，中国房地产业在不断的碰壁中逐渐地成熟起来，但是一些城市对土地市场化的认识仍停留在“土地拍卖、转让”的形式上，缺乏总体规划意识。而能否经营好城市的土地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因此，地产开发与城市经营发生了关系。     

“放小”的若干对策建议

如果前一轮上海的区经济发展是以城市布局调整、功能开发为突破口，城市土地级差为推动力的话；目前以“放小”增量导入区县的改革，将重新盘整和奠定区级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从而使区级经济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加快产业结构和产业门类的调整，壮大综合实力，形成新一轮上海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城市“新区”优势产业选择及其实现的思考

什么是城市“新区” 无论政府、市民、企业都将目光越来越多的投向城市新区。虽然我国各城市新区所形成的优势产业不尽相同，却又都是城市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那么，若从城市产业的空间分布看，我们又当如何理解城市新区这个概念？实际上，城市新区的兴起所造成的城市发展的新格局和新形态，都是以产业结构的空间调整为特征的，这一过程的目的是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对“城市经营”热的透视与思考

城市经营从其实质内涵分析，可分为“资金获取指向型”和“服务效率指向型”两类。我国目前的城市经营热以“资金获取指向型”为主导，兴起的内在动力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和土地制度的内在缺陷。这种城市经营存在着引发圈地卖地热、损害农民利益、牺牲居民的福利水平、加大企业负担等方面的道德风险。需要从重构中央地方间行政财政关系、改革征地制度、促进城市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努力，防止城市经营走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