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抑或“掩饰”：连锁股东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文章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连锁股东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连锁股东的存在显著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支持“监督效应”假说；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连锁股东能够降低管理层隐藏负面消息的动机和机会，进而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行业地位能够影响连锁股东与股价崩盘风险间的关系，并且连锁股东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研究结论为理解连锁股东这一角色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对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会计稳健性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转移管理层的诉讼风险并降低其诉讼成本,进而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基于此,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降低了企业会计稳健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加剧管理层自利行为,从而影响会计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对管理层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从而减弱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影响.该研究结论拓展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丰富了会计稳健性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对企业实现有效的内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治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与股价同步性

为了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与有效降低股价同步性，文章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检验公司治理水平、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与股价同步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越能有效降低股价同步性；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会加剧股价同步性；当发生高管机会主义减持时，公司治理水平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会被弱化。文章不仅补充与拓展了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股价同步性研究，为企业层面抑制股价同步性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监管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审计费用吗?北大核心CSSCISSCI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我国股市的大幅波动凸显了股价崩盘风险的重大研究价值,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股价崩盘风险的动因,而忽视了对其经济后果的直接检验。本文从审计费用角度研究股价崩盘风险的经济后果,旨在探讨审计师在审计决策时是否以及如何使用客户股价崩盘风险这一信息。研究发现,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这表明审计师在做出审计决策时的确考虑股价崩盘风险信息;并且,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在公司为国企、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审计师规模较大以及公司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审计师花费的审计时间越长,这表明公司股价崩盘导致增加的审计费用包含了对审计努力的价格补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股价崩盘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会影响审计师的审计定价决策。这从审计师角度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山高皇帝远:地理距离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经验证据

鉴于信息不对称程度、制度实施成本和心理文化差异，文章提出"监管距离"假说，认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距离远近可以影响监管效果。实证分析中国沪深上市公司数据，文章从非对称风险视角出发，研讨了上市公司注册地距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的地理距离对公司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我们发现，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总部的地理距离越远，该上市公司股价的崩盘风险越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开通高铁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社会信任水平足够高，那么监管距离和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是不显著的；如果监管负担严重或政府效率低下，那么监管距离和崩盘风险之间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文章认为，地理距离具有监管信息效应、监管威慑效应和监管执行效应，能够影响股价崩盘风险。也就是说，"山高皇帝远"可以改变上市公司行为，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不应忽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公司治理的竞争效应与规制效应分析——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研究以中国2003—200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Chhaoehharia和Laeven（2007,2009）以及白重恩（2005）的方法构建公司治理指数,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与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外部董事比例、高管持股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公司在其它市场挂牌上市以及政府控股等对绩效都有显著影响,在长期内,公司治理的竞争效应优于规制效应。这为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应该更多依靠市场调节还是依赖政府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定向增发、控制权变动及其信号传递效应

 当公司再融资引起股权结构显著变动时,其必然会对公司控制权配置、竞争和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传递到资本市场会使公司股价发生相应波动。这种效应在股权高度集中公司更为明显,因为大股东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股权进而公司控制权变动传递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信息。采用事件研究法,本文研究发现定向增发在我国具有正的公告效应;但是,定向增发对大股东控制权的影响不同其公告效应也不同：使得大股东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定向增发其AAR和CAR最大,控制权强化类定向增发居次,控制权弱化类最后。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传递出了明确的公司控制权变动信号,彰显了大股东控制在上市公司中地位突出的治理角色。     

CEO vs CFO:性别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研究CEO和CFO的性别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CEO权力、外部市场态势和CEO年龄对女性CEO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女性CEO能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而女性CFO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显著;(2)CEO的权力越大,女性CEO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越大;(3)当股市为"熊市"或CEO年龄更大时,女性CEO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结论表明,在中国,女性CEO可以有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起到稳定资本市场的作用,而女性CEO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其在企业中权力的大小、外部市场态势和风险规避程度。此外,CFO会屈从于CEO,从而CFO的作用有限。     

会计信息质量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公司所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就越低。主要通过降低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了管理者对外隐瞒坏消息的倾向降低股价泡沫发生的可能性。从管理者代理的视角出发，发现管理费用越高，会计信息质量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Directional Add-issuance, Change in Corporate Control and Its Signal Effect

当公司再融资引起股权结构显著变动时,其必然会对公司控制权配置、竞争和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传递到资本市场会使公司股价发生相应波动.这种效应在股权高度集中公司更为明显,因为大股东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股权进而公司控制权变动传递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信息.采用事件研究法,本文研究发现定向增发在我国具有正的公告效应.但是,定向增发对大股东控制权的影响不同其公告效应也不同:使大股东控制权转移类定向增发其AAR和CAR最大,控制权强化类定向增发居次,控制权弱化类最后.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传递出了明确的公司控制权变动信号,彰显了大股东控制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突出地位.     

股价崩盘风险、信息透明度与资本结构偏离度——基于沪深A股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考察了股票崩盘风险和信息透明度对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研究表明:股价崩盘风险越大,资本结构偏离度越高;国有上市公司过度负债时,透明度越低资本结构偏离度越大;区分股权性质后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受到股价崩盘风险和信息透明度的影响比非国有上市公司更加显著。上述研究说明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股价崩盘风险和信息透明度在资本结构的调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稳定的资本市场和优越的信息环境有助于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     

高管变更与现金持有价值

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市场价值模型,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就整体而言,高管变更能够显著提高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意味着高管变更具有治理效应,但这种价值提升效应依赖于公司的治理机制、所有权性质以及高管变更类型。具体表现为：(1)对于治理较差的公司,高管变更能够显著提高现金的市场价值,但在治理较好的公司中并不存在这种价值提升效应;(2)相对而言,国有上市公司中的高管变更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现金的市场价值;(3)改良性变更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大于摩擦性变更,而自然性变更则会降低公司价值。     

股权质押动因及风险防范对策研究

近年来,股权质押融资给企业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个股股价崩盘的风险,引起政府与市场的高度关注。文章认为,股权质押动因可分为质权方风险规避动机和出质人套利投机动机。实证研究发现,股权质押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且在股价下跌时这种正相关会更强烈;市场偏好和平仓约束可以隔离股价崩盘风险,银行等非券商类质权方由于平仓操作的限制降低了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但套利投机动因下,风险会绕过这些"防火墙",使其功能失效。因此,为防止股价崩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文章分别对风险规避情况和套利投机情况下股权质押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给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防止股价崩盘风险的发生。     

上市公司回复积极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近年来，网络互动平台作为上市公司与个人投资者的直接沟通渠道引起了学术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上市公司在互动平台的回复积极性能否通过影响个人投资者行为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此，文章使用2010-2022 年“上证e 互动”和“互动易”的问答样本，实证结果表明：(1) 上市公司回复积极性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以上结论在分析师关注度低的组别更加显著；(2) 相较于传统的信息含量机制，缓解投资者看跌情绪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都更加显著，上市公司回复积极性每提高1 个标准差，投资者看跌情绪会下降1.36%，而传统信息含量机制提升仅为0.32%，说明上市公司回复积极性的“情绪疏导”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从行为金融视角给出了缓解股价崩盘风险的新机制，对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     

大股东持股与公司诉讼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公司诉讼是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非常规事件,不仅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还可能影响企业声誉,导致客户流失以及后续融资等诸多问题,因此对公司诉讼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基于公司治理文献,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公司诉讼风险显著降低。(2)随着公司可见性程度的提高,大股东降低公司诉讼风险的作用减弱。也就是说,相较于公司可见性高的企业,大股东在公司可见性低的企业中降低公司诉讼风险的作用更强。(3)相对于股权制衡公司,非股权制衡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公司诉讼风险的效应更强。本文不仅深化了公司诉讼风险影响因素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以及风险控制中的作用,对于理解大股东在防范公司诉讼风险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6 年我国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可以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支持了金融资产配置的“价值假说”。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资产配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只存在于经营业绩好和盈余波动性弱的公司中。上述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测试中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不 仅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动因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加全面认识金融资产配置的经济后果,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提高股票价格稳定性吗?:基于沪港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11月至2016年11月上海证券市场的月度面板数据,文章通过双重差分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不同期间、不同市场开放程度入手,研究沪港通对股票价格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有效降低了标的股票的整体波动性,波动性在短期的增加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沪港通的实施通过扩大股票投资者基础、优化市场投资者结构从而对股价稳定性带来积极影响。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增加,沪港通也会对股票的极端波动产生影响,降低公司股价跳升风险,有利于缓解A股市场的投机氛围,但同时也增加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带来市场不稳定因素。沪港通实施后公司股票的崩盘风险与中国证券市场薄弱的信息披露环境有关,那些信息披露环境差的公司股票的崩盘风险显著增加。     

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密切联系,一般认为股权越集中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鉴于此,选取2008-2015年中国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仅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13.77%～17.73%时,股权集中度的上升对盈余管理存在促进作用。同时,研究发现相比高持股比例激励大股东监管管理层从而减少盈余管理的发生,分散的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应更好。     

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与价值——基于EVA的视角

文章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数据对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重点研究集团控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使用经济增加值代表公司价值.研究发现:当企业有集团背景时会降低公司的价值,国有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价值更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兼任与公司的价值正相关;独立董事占比与公司的价值负相关;控制权与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度和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的价值没有显著影响.文章对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提高治理水平,提升公司价值有一定的意义.     

控股大股东与定向增发价格:隧道效应、利益协同效应及其相互影响

本文主要从控股大股东利益倾向和行为特征的角度,研究作为定向增发主要参与人的控股大股东对增发价格的影响。以2006～2009年完成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增发价格的高低会受到控股大股东"隧道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的共同作用:隧道效应促使增发价格降低,利益协同效应则促使增发价格随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升高。同时,研究还表明,控股大股东隧道动机对增发价格的抑价效应一直存在,不会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受到利益协同效应的削弱,而利益协同效应在大股东参与增发时则会受到隧道效应的弱化。这表明隧道效应的影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