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红利的变迁、影响、应对及启示

战后日本人口总量的变化和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的人口结构已进入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这将进一步加速日本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从而影响劳动力供应、社会保障、产业结构和消费领域等方面。近年来,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延长退休年龄、提高生育率、大力发展科技、提升人口素质以及制度创新等措施,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些措施不仅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正面临人口红利减少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未富先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的快速人口转变形成了"未富先老"特征,因而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面临第一次人口红利过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困难和养老资源不足等挑战。本文旨在揭示,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人口问题,更是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只有正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才可能找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正确途径。本文归纳相关国际经验和教训,提出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通过制度调整提高养老能力和未来储蓄率的可持续性,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与老龄化

人口转变要经历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和高老年抚养比三个阶段,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口红利和老龄化。人口红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如第一人口红利与第二人口红利、相对人口红利等。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特征。这使中国的老龄化发展既沿袭传统,又具有中国特色。     

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困境摆脱与现实愿景

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期,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用工荒现象愈演愈烈,这意味着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应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增加教育支出比重等措施,实现二次人口红利,最终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的。     

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两步系统 GMM 方法,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转变带来的较轻人口负担,在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得到了充分利用,可以说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老年抚养比的加大在1990—2007年间甚至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带来了第二人口红利     

The Possibility and Approach to Achiev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Aging China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有关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红利效应的相关研究.为分析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实现的可能性,本文利用抽样人口数据,预测了未来75年我国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趋势,指出在未来的大部分年份里,从第一人口红利的角度看,人口结构很可能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而解决未来养老问题并实现第二人口红利的关键是:构建积累制的养老金计划.最后,本文从养老金的税收制度、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安全运营机制与积累制养老金制度构建步骤三个角度探讨了未来我国构建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相关问题.     

"十四五"期间"银发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十三五"期间,我国在养老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发挥和服务成效等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衔接"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立足于发展"银发经济"、激活人口红利,文章梳理了"银发经济"新业态的理论内涵及其现阶段存在问题,并针对其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     

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工业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经济长期快速发展赖以维系的根基，然而本世纪初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本文首先给出了人口老龄化内涵，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成因，随后研究了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工业增长的关系，并从发展养老产业、刺激老年人消费和开发高科技设施等方面提出了如何在人口老龄化加剧背景下保障工业平稳增长的对策建议。     

人口红利贡献被高估了吗?——基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的研究

人口红利下降被认为是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劳动投入不仅包含劳动数量,还包含劳动质量,分别对应于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由于在测量上忽视了高速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影响,在机制上忽视了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分布趋同的叠加影响,容易造成人口红利贡献高估且人口资本贡献低估。文章从人口迁移视角出发,参考拉姆齐无限期界模型建立人力资本积累方程,将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纳入分析,得出转换效应、迁移效应和共振效应,阐明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趋同的微观机制,得到检验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致性框架。以2013-2016年272个样本城市进行计量检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和内生性检验表明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弹性排序不确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超过人口红利,分组检验进一步证实人力资本贡献超过人口红利,且存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共振效应。结论表明,若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则人口红利的贡献确实被高估,而人力资本的贡献被低估。由此得出政策建议,应持续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构筑劳动质量替代劳动数量的机制,以更好地应对新常态下人口红利下降的负面冲击。     

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实现的可能性与途径探讨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有关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红利效应的相关研究。近而,利用抽样人口数据,本文预测了未来75年我国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趋势,指出在未来的大部分年份里,从第一人口红利的角度看,人口结构很可能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而解决未来养老问题并实现第二人口红利的关键是：从当前开始即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实现持续的、有效的资本积累。一个重要的、可行的资本积累方式就是建立积累制的养老金计划。     

试论战后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第二次大战后,经济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日本,经过战后的恢复和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一跃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强国,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对于促成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在日本国内外的经济学界虽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普遍认为战后日本政府大力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是促使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根据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过程,从理论上深入阐明战后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原因、特点、作用及其界限,对科学的揭示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战后日本的人口战略与经济高速发展

一、战后日本的人口战略与人口转换战后日本政府,一改战前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其人口战略的指导方针是:“少生少死、良养良育”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推行智力开发,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在海外侵占的土地及势力范围丧失殆尽,其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住宅和粮食奇缺,物资极端匮乏,日本经济面临一种全面崩溃的局面。就人口方面看,由于有大批国外遣返人     

亚洲金融的未来: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与基础设施需求

正人口结构变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亚洲经历了人口结构的变迁,而且各个经济体表现各异。一方面,工业经济体大多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老年抚养比自1980年以来已上升4~21个百分点,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尤为显著。另一方面,除泰国和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趋势并不明显,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可以继续享受人口红利。在这些国家,劳动人口增加一般都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但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将不再随劳动人口上升而上升。人口结构变化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经济体:第一,影响劳动参与率,从     

“石油危机”后日本发展经济的战略

西方报刊认为,战后日本经济出现了两个奇迹,第一个是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二个是日本比其他国家更好地渡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第二个“奇迹”的问题。石油涨价促使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更加激化,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加陷于困难之中。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矿业生产,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下降;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各个国家的工矿业生产都下降了,唯有日本例外。1980年日本的工业生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保持了65%的高增长率。情况如表1:     

人口红利的拐点

我们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但僵化封闭体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第二个30年足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外生因素是自主创新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即市场需求,后者是供给得以保障.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未来浙江人口状况将面临劳动力优势渐失、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人口红利加速衰减等客观趋势,适度流动人口规模与实际流动人口规模缺口到"十二五"期末将近100万人,到2020年,缺口将近300万人。因此,应顺应人口发展趋势,充分把握外来人口带来的人口红利,积极吸纳优秀农民工在城镇     

日本金融改革的性质及其效果分析

日本金融业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还是失去的15年的磨难,日本金融体制均扮演了主要角色。分析战后日本历次金融改革,结果表明,第一,美国主导的战后金融改革尽管发生了目标与结果的背离,但是其"吸收"、"改良"与"创建"的制度建设过程体现了改革的主导思想。第二,金融"大爆炸"是对日本战后30年金融体制的本质变革,然而,安全第一惯性思维下的错失良机,决定了这场改革依然无法摆脱高成本和不彻底的命运。第三,"金融再生"改革强化监管与治理的重拳出击对根治银行坏账的决定性效果值得肯定。但是,政府注资不能与市场优胜劣汰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局限性,使得改革最终未能实现挽救经济困局的使命。     

劳动力有限供给、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本文从结构转化视角分析"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比率对资本形成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资本的有效结合是人口红利得以发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总抚养比提高不利于资本积累,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经验数据分析显示:经济结构转化,劳动力跨部门转移,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高投资率是该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使新增劳动力明显减少;如果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资本进一步深化,将使资本边际报酬率快速递减,现有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从"侏儒"到"巨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轨迹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发展速度。1956-19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13.6%,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6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因此被西方学者认为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及高速增长二战以前,日本即为列强之一。但在二战后期,日本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损失。一是因为长期的战争消耗了日本大量的人、财、物力;二是盟军的原子弹轰炸,破坏了日本一些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负担影响的研究

随着中国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特殊的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的增速明显快于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伴随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的是我国的特殊国情,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收入还是偏低,我国正出现“未富先老”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