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

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利用WIOD数据库测度了中国整体及三类技术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逐年增强,加入WTO更是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但是中国的GVC地位指数均为负,说明中国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较低。但三类技术制造业却表现出不同的动态演变特征,其中,中技术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在波动中下降,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却稳步提升并向上游位置靠近。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目的国与出口产品复杂度

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关乎一国贸易政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分工战略制定。文章基于需求侧"技术复杂度偏好"这一视角考察价值链嵌入位置差异对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使用UN COMTRADE(1998~2014年)6位数贸易数据和WIOD(1995~2011年)国家-行业水平经济指标及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基于全球生产分工下的出口复杂度和价值链中要素供给侧上游度、产品需求侧下游度。研究发现,供给侧以及需求侧嵌入位置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显著正相关;出口产品复杂度随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递增;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之间交互项为负,当出国目的国为高收入国家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位置更加靠近最终产品使用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低复杂度行业的影响更显著,有助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间转移。     

FTA网络深度与广度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

文章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为基础，运用脉冲相应技术，考察了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趋势和演变规律。结果表明，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在国家整体层面、分产业层面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均有正向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效应呈现较大的异质性。最后，文章提出了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FTA网络发展政策建议。     

FDI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国内现有研究FDI行业间技术溢出的文献相对较少,特别是没有结合跨国公司FDI按照全球价值链进行布局的背景进行分析。本文选取2001～2006年两位码国民经济行业中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购买者驱动类型和生产者驱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下跨国公司在华FDI行业间技术溢出的效应和途径。结果发现,我国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的效应都比较明显,后向溢出的效应大于前向溢出的效应;我国电子通讯、计算机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并没有从外资企业获得明显的行业间溢出,上游的FDI反而对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目的国与出口产品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SSCI

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关乎一国贸易政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分工战略制定。文章基于需求侧“技术复杂度偏好”这一视角考察价值链嵌入位置差异对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使用UNCOMTRADE（1998～2014年）6位数贸易数据和WIOD（1995～2011年）国家一行业水平经济指标及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基于全球生产分工下的出口复杂度和价值链中要素供给侧上游度、产品需求侧下游度。研究发现,供给侧以及需求侧嵌入位置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显著正相关;出口产品复杂度随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递增;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之间交互项为负,当出国目的国为高收入国家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位置更加靠近最终产品使用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低复杂度行业的影响更显著,有助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间转移。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锁定问题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探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锁定的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并按照WWZ(2015)最新的总贸易分解框架计算而得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度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物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在逐步深入,但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状况并没有因此改善。从物理位置来看,中国整体出口上游度排名一直在第34位以后,行业间的出口上游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其数值均远大于1,说明中国整体及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都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从经济位置来看,中国的国内增加值(DVA)出口率一直在下降,而国外增加值(FVA)出口率却在上升,中国参与分工的获益比例总体在下降。中国应该从培育母市场、增强产业联动发展效应、积累战略性要素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为突破低端锁定困境而谋求出路。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FDI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异质性考察

探寻价值链影响因素,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文章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DI)视角,运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出中国工业行业价值链(GVC)地位指数,回归分析了FDI对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并阐述了其影响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FDI显著促进了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中,按FDI动机分组,市场导向型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出口导向型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有限;按FDI来源地分组,来自港澳台地区的FDI价值链升级效应更突出;按东道国行业制度环境分组,较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放大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按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组,FDI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FDI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作用并不显著。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前向溢出途径实现其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     

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做强做大梧州宝石产业

当今世界．国际分工格局开始加快．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转化．世界各国和区域之间形成以纵向分离和协调为重要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地方产业集群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一个节点正加速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这无疑为欠发达地区嵌入价值创造环节．接受发达地区的知识转移、技术扩散和FDI资助提供了更大的机遇。     

生产性服务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文章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机制,利用WIOD(2016)数据库中2003～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投入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该作用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生产性服务投入对高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显著为正,对中低技术行业的正向作用不显著;生产性服务投入将通过技术创新和融资能力作用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但人力资本效应与理论预期相反,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安排及我国企业的对策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资金、人才、技术的全球流动,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已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中间产品的分工,许多行业部门之间的专业化转向产业内分工(intra一industryspecialization),又发展到企业内的全球分工。在跨国生产经营中,价值链各环节的跨国分布衔接形成行业内、企业内的国际分工,因此我们认为从“价值链”角度来研究跨国公司全球产业转移或许更合适,本文试图以一个新的视角来探悉跨国公司全球产业转移的内在原因。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征分析——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全球价值链上的进口供给是影响一国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发展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发展可能表现出全球性或区域性特征。文章采用增加值贸易思想扩展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研究方法,从进口供给的角度,以最终消费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特征,认为东亚区域在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表现出一种全球性特征。美欧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由东亚区域向全球转移。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征分析——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全球价值链上的进口供给是影响一国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发展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发展可能表现出全球性或区域性特征。文章采用增加值贸易思想扩展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研究方法,从进口供给的角度,以最终消费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特征,认为东亚区域在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表现出一种全球性特征。美欧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由东亚区域向全球转移。     

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结构与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账户数据(SEA),采用WWZ方法测算了2000～2014年中欧双边制造业与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与结构,并对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制造业来看,中国通过与欧盟的贸易往来,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地位。不过目前中国制造业GVC地位依旧落后于欧盟,但是差距在缩小。从服务业来看,中欧中间服务融合程度较高。中国进口中间服务的目的更多为下一个阶段出口,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得到一定的优化升级,而欧盟服务进口更多为自身消费,进一步再出口的比例在下降。总体来看,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就业水平,但对服务业就业有负向作用;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就业和不同细分行业就业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     

“一带一路”能否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介效应分析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际循环的应有之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近7年，其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究竟如何仍有待科学论证。文章基于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并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视角探讨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升了我国GVC地位，且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提升GVC地位的重要途径；并且，当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GVC地位的提升力度（1.94%）依然高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0.09%）。进一步，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结构具有门槛效应，新基建投资占比超过23.11%以后，其对GVC地位的中介效应才能凸显。实现基础设施的"双轮驱动"作用，需进一步加大对新基建的关注。上述结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科学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促进我国GVC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制度质量改进能否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提出关于制度质量改进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待验假说,并利用OECD-WTO-Ti VA数据库和WGI数据库测度了46个主要国家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和制度质量,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内生门限回归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制度质量改进显著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但提升效应呈非线性特征;门限模型检验进一步表明,制度质量改进对较低层次制度质量的国家改善分工地位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稳健性分析支持上述结论,因而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而言,释放制度红利是价值链分工地位向上攀升的重要战略选择。     

“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重构全球价值链吗?

全球价值链在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由于存在"机会不均等"从而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以及存在"地位不平等"从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等问题,也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面临可持续性难题,因此全球价值链亟待优化和重构。文章在阐释"全球价值链重构"内涵并据此创新性提出测度指标基础上,利用经验数据的测算结果,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现实效应作出初步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已初见成效,但目前主要表现在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调整层面,即"机会均等"使得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但在"地位平等"层面所获成就有限,突出表现为"一带一路"建设尚未支撑起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根本性改变。继续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在优化和重构全球价值链中的更大作用,需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思路和方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贡献

文章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分类型进行了测算,以此为基础考察其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贡献,并结合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探讨了分工地位如何影响这一贡献。研究发现,OFDI显著扩大了国内制造业就业规模,并且这一贡献作用主要来自于垂直型OFDI。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总体OFDI对国内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垂直型OFDI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水平型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中等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不显著;高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只有水平型OFDI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考虑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时发现,总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会抑制OFDI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抑制了OFDI对国内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促进作用;相比较,高技术行业分工地位的上升则提高了OFDI对国内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转型路径与双边贸易失衡的定量分析——基于对垂直专业化和转口贸易修正后的双边贸易数据

在讨论全球生产网络转型时,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真实贸易往来情况是重要的研究基础。由于受到进口中间品价值转移和香港地区转口贸易的双重影响,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的双边贸易往来情况。本文着重于修正上述影响,并通过分析修正后的双边贸易数据和竞争力权重变化,揭示出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转型路径。本文认为,中国所处的生产网络是一个由美、英、德、法等国构成的需求层面与由中、日、韩等国构成的供给层面共同组成的供需体系。目前,在华跨国企业有将生产过程逐步向生产链上游拓展的趋势,东亚生产网络中的非核心中端部分呈现中国本土化和内部化特征。同时,处于生产链下游的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在向中国以外转移。这种向生产链上游拓展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弥补低端行业转出中国所带来的缺口,中国出口增长放慢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显著改善。     

制度质量改进能否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

文章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提出关于制度质量改进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待验假说,并利用OECD-WTO-Ti VA数据库和WGI数据库测度了46个主要国家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和制度质量,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内生门限回归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制度质量改进显著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但提升效应呈非线性特征;门限模型检验进一步表明,制度质量改进对较低层次制度质量的国家改善分工地位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稳健性分析支持上述结论,因而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而言,释放制度红利是价值链分工地位向上攀升的重要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