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发展新动力:RTA数字贸易规则方兴未艾——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分析报告(2020)

国际贸易正从上一轮"全球价值链贸易"进入到"数字促进贸易"阶段,文章从市场准入、基础设施、法律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四个层面构建了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并进行了测算,通过高斯混合模型聚类将全球74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分为领先阶段、成熟阶段和发展阶段三种类型。文章指出,促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需要从加快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多边和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以及加快数字贸易国内规则建设三个方面推动落实。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动态发展格局表明，中国制造业相对获利水平显著提升，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其获利能力受到削弱；中国在服务贸易利益分配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制造工序是中国最重要的获利来源，管理工序相对获利能力持续偏低，研发与营销工序相对获利能力缓慢增长。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重构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外循环贸易获利能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减弱；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下，中国依靠国内大市场主动进行价值链重构的战略空间相对更广；数字技术竞争加剧对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形成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可推动价值创造内生动力由国际市场向国内大市场转化，促进价值链分工优势从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延伸，以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链，依托RCEP与“一带一路”重构区域价值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互利共赢。     

发展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

当前，数字经济随着不断演进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深度影响全球发展势态，催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文章以2007—2014年全球42个经济体为例，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梳理了数字经济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对前向参与度的影响大于后向参与度，更是从地理空间和市场范围多层次推动了总体参与度升级，这一结论在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以及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发现，一国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强化了正向的技术溢出，提升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竞争格局——基于40个经济体35个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基于1996~2009年40个经济体35个行业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使用基于贸易附加值的国际竞争力指标,文章发现全球价值链重构推动了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具有促进作用,劳动成本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产生负向影响。控制国家和行业特征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对中国而言,把握技术变革的新机遇,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挺进高端制造业,突破商业服务业是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     

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

数字贸易依托互联网技术,贸易对象多为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其形式不断增加。数字贸易的发展,源于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技术、新需求,以及全球贸易治理新规则的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给基于传统贸易构建的国际贸易体制机制、规则制度、监管执法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应加强统筹规划,积极鼓励支持数字贸易科学发展;加快推进规制体系建设,提升数字贸易科学发展水平和能力;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谈判,构建包容普惠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服务业开放、数字化赋能与国际循环质量提升

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数字赋能,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开放已历经45年,但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特征依旧明显。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贸易方式、贸易对象和贸易主体等层面,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进行数字化赋能,现阶段仍存在政策性壁垒较高等问题。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继续逐步降低服务要素流动的政策性成本,能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以及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等方面,提升我国的国际循环质量。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样能够以独立或者与服务业开放互动的形式促进我国国际循环质量的提升。     

国家价值链视角下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的测度及分析

从国家价值链视角出发,构建了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指标体系,以MRIO2015-CEADs为基础,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度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状况.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在价值链的互补适应和开放发展上表现较好,但在价值链的均衡性、跨省融合、可持续发展上呈现较大的地区差异.产业价值链均衡协同发展需要着力长三角地区产业价值链提升和中上游地区开放发展;加强跨省的产业链融合与协同发展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地区间产业优势互补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进而强化整体产业整合能力;长三角与成渝地区的价值链协同开放推动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中国国家价值链构建,突显出长江经济带在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数字技术与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打开数字技术赋能的“黑箱”

数字技术革命正逐渐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变与发展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成为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但鲜有研究深入讨论。文章以2008—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讨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市场资源捆绑，能够促进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保持成立。机制检验证实，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捆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同时，数字技术与市场资源捆绑则有助于增强企业服务能力，进而提升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赋能作用在高行业研发投入与高市场丰腴度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技术赋能的理论逻辑，破解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锁定困局，助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作用.数字经济不断释放新的市场潜力,成为自主创新、贸易创新、就业创造的重要引领者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是打通堵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突破口.但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综合实力不强等短板,成为其发展制约因素.要以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为重点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发挥我国大市场优势扩大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发挥跨境电商平台在数字化新外贸中的作用,探索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促进政策和监管方式,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国际合作,全面统筹数字经济开放发展与安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从开展跨境数字贸易、本土数字平台企业海外扩张、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相对接、参与构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厘清了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内涵与外延。针对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发展潜力与面临的困境，明晰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战略定位，从加快数字贸易布局与建设、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三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路径，从而在全球数字经济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     

提升中国数字贸易治理国际话语权方略

数字贸易治理国际话语权之争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焦点。我国面临数字开放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增大、数字经济核心制造和关键技术支撑作用较弱等困难与挑战。提升我国话语权的总体思路,可提出基于安全的数字贸易大开放理念,以提高数字贸易综合实力和数字贸易国际影响力为支柱,建立法律、机制和要素三个保障,着眼于重点领域、重点平台、重点国家、重点议题,在理念、产业、市场、技术、规则五个方面实现国内国外相融合。实施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升国内数字监管水平、融入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网络、鼓励中国数字企业出海发展等主要对策。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动因与方式

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伴随世界经济增长下降的是世界贸易的萎缩,导致贸易崩溃的根由就在于全球价值链对贸易的影响,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新兴国家自然也深受其害,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反成为衰退的导火索。本文从理论角度对全球价值链重构问题进行了考察,全球价值链起因于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等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些因素已有较大变化,全球价值链出现了重构的倾向。价值链中贸易供应的分散可能成为一种趋势,本文从成本、"再工业化"、技术、新兴经济体、需求五方面分析了价值链重构的动因,并指出价值链重构可能的两种方式———水平重构与垂直重构。     

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困境与未来选择

当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方面取得两大奇迹时，习惯了冷战思维的美国在民粹主义思潮下发动了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为进一步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量化分析，文章通过新凯恩斯贸易DSGE模型对贸易摩擦政策进行模拟，分析加征关税、提高补贴、技术创新等政策冲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在大国博弈的“两难困境”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应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构建有管理的竞合框架，减少贸易和投资保护，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中国则需要在全球贸易格局调整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进一步加强不同层次、不同区域和不同主体间的合作，不断提升中国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科技创新引领能力，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全球数字货币发展前景展望与中国应对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数字货币发展速度加快,私人数字货币引起广泛关注,法定数字货币也得到高度重视,取得较大进展,同时也面临影响金融和经济运行稳定、国家间数字货币发展规则不兼容、全球数字货币治理体系难以充分满足数字货币发展需要等挑战.未来,我国需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的研发与应用,更好地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PTA协定中服务自由化“深度”的测量及对贸易增长影响的实证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现有WTO框架下的多边服务贸易规则(GATS)已无法适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包含服务贸易新规则的优惠贸易协定(PTA)开始大量涌现。文章结合国外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一套专门衡量服务贸易协定深度的简易指数,对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PTA进行衡量。研究结果发现,PTA在"GATS+"和"GATS-X"议题上不仅提升了服务贸易相关条款的"表面深度",还通过增加有约束力的条款及时锁定现有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服务自由化的"实际深度"。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服务自由化对全球服务贸易增长以及对具有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路径,并构建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服务贸易的深度自由化不仅可以促进一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对一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并能够依托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推动制成品贸易的增长。     

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中外价值链关联?: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构建制度型开放经济体的战略背景下，科学认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重要制度措施对中国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2000～2014年间WIOD数据构建的双边价值链关联指数，研究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外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升中外价值链关联的紧密度，该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第二，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链关联效应主要是由前向价值链关联程度的提升所驱动的，并且表现出对专利密集型行业、服务业渗透率较高的行业以及高收入贸易伙伴国的作用效果更强的特征；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制度距离效应以及生产步长效应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价值链关联的重要渠道。文章拓展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研究，为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建立数字经济学学科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数字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建是完善经济学学科体系、培养高层次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数字经济、抢占全球数字经济话语权的需要。基于数字经济学的研究定位、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构建了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框架,初步描绘了构建数字经济学学科的基本思路,进而提出了数字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路径:实施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开放、包容、共享的数字经济发展理念构建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着重研究技术创新背景下的数字经济学学科发展范式,将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数字经济助推服务贸易的逻辑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在"十三五"时期的快速发展为审视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绝佳机遇.数字经济助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贸易方式数字化和贸易对象数字化来实现,前者可以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提高服务贸易效率,并对中小服务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机会造成影响;后者则拓展了服务贸易产品范围,并重塑了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但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所蕴含的风险也愈发凸显.利用数字经济实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建立健全数据交易流通体系,维护数据安全,妥善化解服务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算法伦理风险,并通过强化对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的反垄断监管和有效弥合数字鸿沟,保障平台经济合理有序发展,实现数字红利为全体国民所共享.     

数字经济助推服务贸易的逻辑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在"十三五"时期的快速发展为审视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绝佳机遇.数字经济助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贸易方式数字化和贸易对象数字化来实现,前者可以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提高服务贸易效率,并对中小服务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机会造成影响;后者则拓展了服务贸易产品范围,并重塑了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但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所蕴含的风险也愈发凸显.利用数字经济实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建立健全数据交易流通体系,维护数据安全,妥善化解服务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算法伦理风险,并通过强化对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的反垄断监管和有效弥合数字鸿沟,保障平台经济合理有序发展,实现数字红利为全体国民所共享.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跨境电商发展：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跨境电商既是全球数字贸易时代加速到来的内在驱动，又是中国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还是中国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文章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跨境电商发展效应。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能促进本地跨境电商发展，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地区跨境电商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与信息集聚、贸易成本、市场开放和创新驱动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跨境电商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内陆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省份表现得更加明显。随着以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跨境电商发展显著提升了本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利于中国制造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以上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背景下，文章的研究结论既为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提供理论支撑，又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等提供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