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发展新动力:RTA数字贸易规则方兴未艾——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分析报告(2020)

国际贸易正从上一轮"全球价值链贸易"进入到"数字促进贸易"阶段,文章从市场准入、基础设施、法律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四个层面构建了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并进行了测算,通过高斯混合模型聚类将全球74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分为领先阶段、成熟阶段和发展阶段三种类型。文章指出,促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需要从加快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多边和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以及加快数字贸易国内规则建设三个方面推动落实。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进展及中国的对策

数字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全球贸易方式,而且对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产生重大冲击。目前,数字贸易规则已经严重滞后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甚至其内涵和分类都未正式做出规定。主要经济体对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立场各不相同,美国和欧洲在跨境数字自由流动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当然, WTO框架内、CPTTP、TTIP、TISA等谈判使电子商务基本规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核心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我国应当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从理论研究、顶层设计、国内立法和国际谈判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把握制定符合中国利益诉求的规则的主动权。     

数字贸易发展的经济效应与推进方略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新型贸易模式,数字贸易将对未来的贸易方式、贸易产品、贸易参与者、贸易规则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从微观市场主体、市场效率以及全球贸易发展新动力等角度来看,数字贸易都能衍生出积极的经济效应,有望进一步提高贸易参与者的福利。但也正因为其全新的生产和交换属性,数字贸易的发展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特别是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体系还未有效构建,各国数字贸易监管规则和重点也不同。鉴于此,我国需要从国家层面提高数字贸易战略地位,探索形成数字贸易发展新理念,并着力推动在WTO框架下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加强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同时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数字贸易背景下新的产品分类体系。     

数字贸易规则:关键议题、现实挑战与构建策略

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框架是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新兴议题,也是各国对WTO改革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税收、数据(设施)本地化、数字贸易市场准入、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境电商便利化是建立全球数字贸易框架的关键议题。目前,跨境数据流动共识规则缺失,数字产品或服务征税争议较大,数据(设施)本地化立场不同,云计算服务分类和准入存在分歧,保护数字知识产权诉求较多,贸易便利化规则尚不明确。中国支持全球各国在WTO框架下开展数字贸易新议题、新规则的谈判,具体建议包括:确立WTO在解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上的核心地位;建立鼓励创新、兼顾公平的数字税收规则;建立以保障网络安全为基础的数据本地化规则;尊重各国在数字领域市场准入方面的关切;合理保护数字知识产权;积极促进数字贸易便利化。     

全球数字贸易规制体系构建的中美博弈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美两国是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最大利益攸关者。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中美两国由于在数字贸易相关产业上的比较优势迥异,因此提出了不同的规则诉求,并基于不同的路径来推出与践行体现其意志的数字贸易规则。中美两国在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制体系中可谓亦敌亦友。文章对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典型特征进行了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的框架和重要关切进行研判。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博弈与中国因应——基于制度型开放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制度规则因素则成为影响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美西方国家凭借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领先优势,推行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数字贸易规则,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制度规则博弈加剧,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因数字贸易水平差异形成的制度规则障碍,我国数字企业数据合规与跨境治理能力弱,“南方国家”规则自主性不高的反作用,以及数字贸易壁垒抑制效应凸显等。要在制度型开放引领下,增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融合与引领能力,提升数字贸易企业数据合规与治理能力,推进国内数字贸易规则完善升级,推动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构建中国数字贸易的新质技术,加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为国际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数字贸易规则是否促进了环境服务贸易？

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框架体系，环境服务贸易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动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环境服务贸易中集聚越来越多的数字要素，数字贸易规则势必会带动其转型变革。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计量分析了数字贸易规则对环境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贸易规则会显著促进环境服务贸易增长，主要通过削减环境服务贸易壁垒、推动环境服务贸易数字化、环境产品贸易协同效应三条路径来实现。分行业来看，数字贸易规则对咨询分析类环境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最大；分条款来看，数据相关条款、贸易促进条款、消费者保护条款的环境服务贸易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国家层面看，数字贸易规则对同类型国家间的环境服务贸易影响更为显著。边境后监管政策的差异不利于数字贸易规则发挥环境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而环境条款的签订将强化该效应的影响。本文拓展了数字贸易规则量化分析的研究视角，并为我国引领环境服务贸易谈判提供了经验证据。     

日本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动因及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领域关注的焦点。日本积极构建EPA/FTA数字贸易规则,旨在促进数字贸易发展、保障数字平台运营、深化与美欧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国内数字化转型。日本经过多年探索,在EPA/FTA数字贸易规则中以“东亚模板”汲取数字红利,以“欧式模板”形成数据流动域,以“美式模板”打造高标准范本,逐渐形成完善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日本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呈现出条款全面详实、先进性及开放度高的特点,并以广泛缔约对象形成了数字贸易网络,同时吸纳数字贸易规则三大模板的经验,走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前列。借鉴日本经验,中国应充分利用现有FTA网络,积极参与FTA数字贸易谈判,依托“东亚模板”拓展数字贸易合作,对标国际高标准FTA数字贸易规则,逐步推进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     

提升中国数字贸易治理国际话语权方略

数字贸易治理国际话语权之争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焦点。我国面临数字开放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增大、数字经济核心制造和关键技术支撑作用较弱等困难与挑战。提升我国话语权的总体思路,可提出基于安全的数字贸易大开放理念,以提高数字贸易综合实力和数字贸易国际影响力为支柱,建立法律、机制和要素三个保障,着眼于重点领域、重点平台、重点国家、重点议题,在理念、产业、市场、技术、规则五个方面实现国内国外相融合。实施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升国内数字监管水平、融入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网络、鼓励中国数字企业出海发展等主要对策。     

中日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规则及其影响差异研究北大核心

中日两国都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经济体,但是两国的数字贸易在内容、规模、监管规制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日本方面,由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较强、企业数据的本地化特征显著等因素阻碍了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其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表现出较宽松的特征,其开放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的数字贸易规模发展迅速,增长强劲。但出于数据安全考虑,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相对较严,服务贸易总体的数字化交付能力也依然有待提升。今后,中国面临加快提高数字核心技术水平和加强数字技术核心领域产品开发的考验,同时需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并加快构建既适合中国数字经济与贸易发展又能够适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以保障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DEPA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及中国对策

DEPA首倡电子支付、电子发票、数字身份等互操作性规则，并深化无纸贸易、个人信息保护等传统互操作性规则。DEPA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旨在协调各国异质的数字贸易环境，以促进端到端的数字贸易便利化。相较以往数字贸易协定，DEPA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具有先进性。加入DEPA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将推动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拓展中国与其他数字经济体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实现数字强国的战略目标。对接DEPA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中国应建设并完善数字贸易监管体制和数字经济相关标准，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防范机制，并适时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     

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构建路径与发展趋向

日本近年来基于“多层”战略思维打造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是以DFFT理念为最终实现目标，在紧紧围绕WTO框架主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同时，利用其他国际组织大力传播数字贸易理念以扩大影响，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具体参与并实践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在借鉴“美国模式”强调数字自由流通的基础上，部分糅合了“欧洲模式”注重个人隐私和数据传输监管的特点。今后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会在打造核心理念、提升规则话语权、融合经济安保理念以及强化价值观属性这几方面继续得到强化。     

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博弈中的对策选择

发达经济体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以及竞相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高点之目的,打造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国范式""欧盟范式",同时在分歧中谋求战略合作,给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带来诸多挑战.我国应充分激发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完善相关立法,争取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对外,可通过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与沿线国家及地区加强数字贸易合作并制定互利共赢的数字贸易规则.同时,梳理美欧主导的贸易协定中数字贸易规则的相关条款,并与其建立数字贸易合作的"正和思维",化解数字贸易规则中的分歧.对内,赋予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数字领域的改革自主权,实现高度的制度创新.同时,加快数字立法规划,制定与数字贸易规则衔接的法律制度.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

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数字贸易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力。在以数字贸易为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和重构。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数字贸易时代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采用多举措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为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应紧紧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加强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区域价值链,改善数字贸易发展制度环境,构建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规则：美国转向非传统经贸安排背景下的新动向

美国正在转向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非传统经贸安排，其合作议题更加广泛、合作方式更加松散、打压中国意图明确，是全球贸易格局中值得密切关注的重大变化。在“印太经济框架”这一新合作方式下，数字经济规则可能会以既有的美式模板为基础，吸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新范式，进一步推动有关数字贸易壁垒、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等规制与合作。面对美国持续升级被“规则化”的打压遏制，一方面，中国应当在相关国际谈判中积极为国内数据监管和数字贸易政策争取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应当加大力度切实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开放，特别是跨境数据流动机制的便利化。     

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

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的路径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国际贸易新规则的特点有:超越了现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为未来形成WTO2.0版奠定了基础;回应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制度的需求;从负向一体化原则转向正向一体化原则;发达国家力图成为新贸易规则的主导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规范和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构建为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地位及国内经济改革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     

RCEP视角下数字贸易税收规则与中国对策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5G、人工智能等技术促使生产力变革和产业数字化升级，数字贸易尤其跨境数字贸易对传统税收制度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电子商务税收规则的补充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OECD“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国内外数字贸易税收现状，应当积极应对数字贸易税收规则的不足，充分发挥国际税收规则在税收治理的职能作用，从而促进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我国发展数字贸易的经济效益分析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数字贸易逐步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潮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数字经济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不但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增长,还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等。但是,由于我国数字贸易起步较晚,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积极从数字贸易的人才因素、国际规则、基础设施、法律制度等几大因素出发,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提高数字贸易在我国的地位;积极参与国际相关制度的制定与完善,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应的监管制度,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加大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动力。     

新兴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分析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下,数字服务贸易呈高速发展的态势。受市场准入差异、监管差异与利益诉求差异的影响,各经济体通过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数字服务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及数字服务税的征收管理等措施设置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亚太模板”与“DEPA协定”四种力量共存。因此,如何形成适用于本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规则体系是新兴经济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兴经济体互联互通、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中国应积极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推动新兴经济体实现数字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如何影响增加值贸易强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作为新一代经贸规则的一部分,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对国家间经贸往来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将OECD-DSTRI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抑制了双边增加值贸易强度,主要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降低生产率两条路径实现,互联网发展水平能够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抑制作用更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行业的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对农业的抑制作用最小;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较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较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通过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加强双边国家的贸易联系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