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居民幸福指数构建与应用研究

幸福是一个大众化的词,目前还没有一种测量幸福的广泛认可的方法。幸福指数是一个衡量民众幸福感受程度的具体指标,它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通过对常州居民幸福指数的构建与应用研究,调查常州居民的幸福指数,以便于提升常州居民的幸福感。     

人民幸福满意度刍议——以青海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与满意度却反而降低。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幸福指数的下降，又该怎样提升我们的幸福满意度呢7本文通过对近几年青海省在提升幸福度满意方面取得的成绩，分析影响青海省国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从而提出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若干措施。     

安徽省幸福指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幸福和谐应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标。文章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依据科学发展观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时代内涵,构建安徽幸福指标体系。通过对2010年安徽省17个市的市民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幸福影响因子分析,得出安徽幸福指数与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仅有一定而非根本关联的结论,据此提出增进安徽幸福指数的政策方向。     

基于统计学分析的幸福开远建设研究

本文作者在对开远市市民进行连续四年的幸福满意度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了幸福指数计算模型，分析了近四年来开远市市民幸福感的变化，重点对2012年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对比研究，提出了建设幸福开远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这一研究基于客观的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学方法进行科学分析，有利于对幸福开远的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2010年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调查报告

据调查,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高达96.7%.本文分析了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的主要特点,以及这一人群幸福指数得高分的五大原因.     

由富士康事件谈社会发展终极目标及幸福指数的构建

文章认为富士康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谐幸福”未能得到有效落实,衡量指标的侧重点有失偏颇。GDP崇拜论应当予以纠正,转而建设一个新的衡量国民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在对幸福指数的国内外成果进行综合述评的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并从经济收入、医疗健康、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社会文明、生态环境六大领域入手初步构建了幸福指数体系。     

基于街道的主观幸福指数测评体系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个人-社会-地区"的三角模式建立街道层面的主观幸福指数测评体系,包括物质保障、身心健康、家庭社会关系、自我价值实现、生活便利和环境舒畅等六个一级指标。对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776位居民进行随机入户调查,结果表明:基于街道层面测量居民的主观幸福指数是可行的,可以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街道管理创新模式,更好地为实际工作提供方向和指导。     

收入和幸福间关系研究

文章采取理论综述的方法,引用既有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对幸福界定和测量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首先对收入和幸福间关系的三个阶段研究进行了详细阐述,讨论了收入的增加到底能否引起幸福水平的提高这一问题.接着,文章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分析,引入社会性比较、适应水平理论和期望水平理论等概念,对上述结论给出了相应的解释.     

杭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指数测量与实证研究

基于对杭州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测量其幸福指数，并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在真实把握杭州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品质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党和政府进行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提升幸福指数推动广西“富民强桂”新跨越

文章阐述了提升幸福指数成为科学发展源动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简要剖析了发展观念的偏差和制度性缺失等制约广西提升幸福指数的瓶颈问题,并提出了提升幸福指数,引领广西“富民强桂”新跨越的对策建议.     

志愿服务、年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

文章以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为例,基于2013-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OLS、PSM-DID等方法,尝试解答助人会让人变得更幸福以及助人会对不同年龄群体幸福感产生差异吗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有助于提升幸福感水平,且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情况下,该结论仍成立;第二,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具体而言,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对幸福感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中年人影响并不显著;第三,经济因素并不对志愿服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第四,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通过提升积极情绪实现,而消极情绪则起遮掩效应。文章的研究意义在于,理论上,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中老年人志愿者服务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丰富了当前我国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和幸福感关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实践上,为推进我国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保障幸福老年生活及构建互助的社会网络支持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建议与启示。     

工作压力、婚姻与幸福感——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研分析

本文基于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分析了不同压力程度、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各幸福因子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与总体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已婚农民工幸福感高于未婚农民工,夫妻同时外出型与夫妻分居型的幸福感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个体状况、收入状况、社会状况与总体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过程与结果：幸福体验的可持续性分析

本文对追求幸福与体验幸福的重要性问题避行分析，得出两者均比较重要的结论，揭示了在体验幸福时过程与结秉都统一千现实活动而不可分离的本质。同时，运用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探究了可持续性因素对于幸福的重要性。     

草根组织发育与农民幸福感

文章使用2012-2017年中国22个省325个村庄的4863个农户的混合截面数据探究了村庄中草根组织发育情况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社会组织发展情况和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讨论增添了新证据。研究发现：村庄草根组织发育程度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村庄中的草根组织数量越多，其居民幸福感越高；进一步使用生活满意度法（Life Satisfaction Approach，LSA）对草根组织的货币价值进行估计发现，村庄中草根组织数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相当于家庭人均总收入增加0.667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研究结论表明，发展乡村草根组织是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一个有效途径。     

快乐经济学对旅游业的启示

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快乐的研究,并已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和技术成果。快乐经济学强调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不会带来快乐的同比增加,而其他因素如生态环境、亲情、社会和谐等变得更重要。本文围绕"幸福悖论"、快乐测量理论与方法、"东亚快乐鸿沟"等理论观点论述快乐经济学对旅游业的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幸福文化的现实演进

幸福是人人都追求的至高目标,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国情、个人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幸福理论又不尽相同,因此就诞生了形形色色的幸福文化。幸福文化大体说来可以分为重财富的物质幸福文化、重感情的精神幸福文化,和两者并重的社会幸福文化。这些文化在广东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也曾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了广东的发展进程。本文将试着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浅析广东幸福文化的现实演进过程,以求为幸福广东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近朱者赤:幸福的传染效应——基于CLDS 2014-2016的实证分析

研究他人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评价公共政策的真实效果，如何有效识别幸福感人际传递的因果关系是分析幸福传染效应的核心问题。文章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社区为参照单位讨论与检验了人际间的幸福传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家庭与社区层面的相关因素后，社区其他人的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分别以社区其他人的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受访时间和天气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的结果依然支持“幸福会传染”的结论。此外，包括指标、样本和方法调整在内的稳健性检验仍显示结果一致可靠。从群体差异来看，幸福的传染效应更加明显地发生于农村、家庭收入较低，以及自身幸福感和社会资本处于中高水平的群体。幸福在人际间传染的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是个体通过捕捉模仿或认知联想他人的情绪与行为来改变其精神健康与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其幸福状态；二是他人积极的情绪与反馈有助于社会网络的构建与发展，从而通过促进社会互助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幸福传染效应的存在为完善政策与项目的全面评估、加强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促进正能量的传播等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管理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从科学管理到幸福管理

文章在分析了管理理论对管理思想的发展及其缺陷的基础上对管理理论进行了述评并指出现有的管理理论没有从根本上思考管理的终极之善,导致管理理论不具备终极性,为此提出了幸福管理理论及其基本思路：基于组织利益相关者幸福最大化的组织结构与组织人员双规则互动耦合机制。并围绕组织结构的信息成本和组织人员的生命成本建构了幸福管理二维结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