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及其对大陆土地储备制度的启示

土地批租制度是香港社会文化传统背景下的较佳选择,为香港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稳定繁荣奠定了基础.本文借鉴香港土地批租制度的经验,对完善大陆土地储备制度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转轨渐进式制度改革成功的策略研究综述

文章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搜集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经济转轨渐进式制度改革的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综述,以得出中国经济转轨渐进式制度改革的策略.     

论中国经济转轨的美国因素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世界主题的转变,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转轨目标的确立到转轨过程中的关键选择,再到转轨的压力和动力的形成,甚至于当前转轨的深化都有美国因素的明显影响。关注外部环境对经济转轨的影响是对制度经济学的有益探索。     

粤港交通衔接的策略

抓住机遇 建立广东新优势 广东开放改革15年来,利用毗邻香港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地理优势,全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香港因素”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同样,“中国因素”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也是香港经济繁荣稳定必不可少的条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家驻香港长期考察,在编写“香港迈向未来的五个策略”报告书里认为,“香港与中国贸易及投资联系的扩展,不但刺激了香港的经济增长,同时亦制     

试论深港交通一体化

<正>深圳地处中国大陆的南大门,南接香港,北靠珠江三角洲腹地,西邻珠江口,东濒大鹏湾,与香港陆路接壤22公里,是大陆与香港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九七”香港回归的临近,深港两地的社会经济联系将会更为密切并进而形成经济一体化,深圳作为大陆新兴的港口城市和内地通往香港的交通枢纽,其交通运输发展不仅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全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保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以及更好地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深圳和香港的交通运输规划应在运输网络、车辆操作、管理体制等方面相互衔接,尽快实现深港交通一体化。     

香港资本在珠江三角洲投资前景探析

截止到90年代中期,香港资本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尤其是中、小规模制造业的大规模北移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这些制造业转向低生产成本的珠江三角洲,保障了香港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其进出口贸易额和整体经济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大量的香港资本的投入,在短短15年间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广大的农村地区向工业化迈进,使其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制造业无论是产值或是出口值都远超过原先占主导地位的农业。香港投资已成为珠江三角洲过去15年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并促使珠江三角洲由传统农业地区转变为迅速城市化的城镇密集区。     

香港经济面临结构转型

一香港经济当前面对的困难,是结构转型的困难。一方面,传统制造业经济在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香港制造业北移珠江三角洲,留在香港的服务业基本上还是服务于北移的制造业,并没有转变为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经济。而当北移的制造业出现困难,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型。香港为传统制造业服务的服务行业便逐步失却了服务的对象。香港北移制造业仍在维持的部分、乃至珠江三角洲部分还未转型的传统制造业,亦多了当地新发展出来的传统生产性服务行业,且以低成本(包括费用和时间)对香港产生替代作用。使为制     

解读CEPA体现的国家行为——看新一轮深港及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自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关系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在人们的期盼中,<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终于于2003年6月29日在香港签署.它的意义就在于其所创造的结构模式,开创了香港与内地、特别是香港与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型关系,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总量增长以及区域市场专业化、多样化和一体化的形成,将对重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贸易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继续优化珠三角的投资环境

珠江三角洲投资环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较快、对外贸易发达以及投资环境具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珠海组成了珠江三角洲的"金三角",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珠江三角洲成为除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等少数地区外,外商投资青睐的热点地区.     

大力发展现代重化工业 从根本上提高大珠江三角洲的国际竞争力

大珠江三角洲产业发展 (一)加工工业的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20年来,珠三角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由香港制造业向珠三角的转移所推动的.     

对港深珠经济发展战略抉择的思考

<正> 一、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层次分明,梯度推进 1990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明文规定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来治理香港,明确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并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因此,香港的经济发展战略需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拟定。我们的方针和原则,是保证和促进香港的继续稳定、繁荣和发展,同时利用香港来促进深圳、珠江三角洲、全广东乃至全国的经济稳定、繁荣和发展,决不干预香港依照基本法的种种活动。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战略抉择问题,我们决不越俎代庖。 香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实力雄厚,是历史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和旅游中心,与世界各国(地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联系。香港人素有爱国爱乡热忱,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香港也是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经济自由、民主度     

中国需要有一个大香港

环渤海金项链上有个天津大都市;长江三角洲有个龙头老大大上海;珠江三角洲更应该构筑一个龙头大香港.中国的区域经济在东北亚、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全面推开,这种地缘经济区域性合作的势头还在有增无减地迅猛发展.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从产业内溢出和产业间溢出的视角分析

文章从产业内溢出和产业间溢出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8省在1998-2010年间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发现第一产业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产业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第三产业的产业间溢出效应来实现的;通过产业内溢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现象只发生在第二产业.     

经济全球化与公司治理:对转轨国家的含义

经济转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重建企业制度 ,能否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将事关转轨的成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重建企业制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内部问题 ,它还必须有效把握世界各国公司治理制度变化的总体趋势对本国的影响与意义。本文从比较公司治理的角度 ,分析了有关全球化对各国公司治理制度演进的影响的两种不同观点 :融合论与不相容论 ,在此基础上 ,探讨了这些观点对转轨国家重建企业制度的启示意义。     

解读CEPA体现的国家行为——看新一轮深港及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亚洲太平洋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而崛起的中国更加令人瞩目,自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她的经济发展以及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关系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在人们的期盼中,<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终于于2003年6月29日在香港签署.它的意义就在于其所创造的结构模式,开创了香港与内地、特别是香港与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型关系,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总量增长以及区域市场专业化、多样化和一体化的形成,将对重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贸易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济结构变化与香港经济增长

本文从阐述经济结构一般概念入手 ,分析了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质量、周期以及稳定性的影响 ,同时也分析了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性因素 ,如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准、科技创新、政府政策、域外需求及经济变化等。针对香港属高度开放、自由经济等特点 ,从香港经济结构的缺项性对香港经济增长点分布的影响 ,从经济结构快速转换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影响 ,从经济结构演化的阶段性对经济增长阶段性的影响 ,从经济结构的开放性对经济增长波幅的影响 ,从经济结构吸纳资源的偏好性对经济增长的导向性影响 ,从经济结构的趋软性对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影响等六方面探讨香港经济结构变化对香港经济增长的不同方面作用 ;文章最后则分析了影响香港经济结构变化的八方面因素 :社会票赋资源、地理位置、需求因素、供给因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城市规模、营商环境。     

产业集群、城镇化和“珠三角”区域经济中心的构建

构建区域经济中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前,珠江三角洲构建区域经济中心的主要思路是建立三大“都市圈”“:广佛”都市圈、“深港”都市圈和“珠澳”都市圈,希望通过三大“都市圈”的建设,推进“大珠江三角洲”和“泛珠三角”经济的发展。而产业集群和城镇化的发展对于珠三角区域经济中心的构建所具有的重要性,相对来说,认识不够。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中心的强化集群代表各种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汇合:厂商之间的协作(网络)、集聚(外部经济)、社会资本(联合行动)和技术的转让与扩散(知识溢出)(Rosenfeld,2001)。总之,关于集群,有…     

转轨时期金融制度变迁的逻辑演进——一个基于东西部金融组织差异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金融制度的变迁是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东西部金融结构和金融组织的差异性很大。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中,经济增长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需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但西部的经济规模反过来又难以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则很难赶上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这对转轨时期金融制度的]进进程造成了很大障碍。本文从金融制度变迁和组织成长的关系出发,通过理论范式进行推],并利用实证分析比较东西部金融市场组织结构及其绩效,深入剖析西部金融市场组织结构特征,揭示影响西部金融市场组织成长的因素,从而找到加快发展西部金融市场有效途径,并试图找出转轨时期金融制度变迁的逻辑线索。     

制度约束、外资依赖与FDI的技术溢出——基于中国省际工业数据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外资依赖特征。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这种遍及各类产业的外资依存度偏高现象并不能通过开放程度以及技术差距扩大而得到完整的解释。本文从中国转轨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了对民营经济的抑制与对外资部门的过度鼓励这两种主要的制度约束在外资依存度增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由制度约束所引发的外资依赖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97后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正> 一 在香港1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殖民地经济模式十分突出,经济此起彼伏,产业转轨频繁。50年代之后,因受国际政治形势和内地经济形势的影响,刚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受到制约,对内地的转口贸易额急剧下降,且这受制期持续时间长,一直持续至70年代末。幸好香港企业界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对内地的转口贸易降为次要地位,转向以轻纺为主的制造业,走外向型的工业发展道路,全力拓展本地产品的出口贸易。六、七十年代,香港对外贸易藉助于制造业的兴盛而再度勃发,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入80年代,香港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旅游业异军突起,香港经济因此而进入“发展高峰”期。由此可见,香港产业频繁转轨既是形势所迫,又是经济发展所需,而唯独香港的航运业始终作为重点发展项目,经久未改。这是因为给香港经济带来繁荣的航运业,对制造业、外贸和金融都起到内外承启的桥梁作用,根基牢固,一旦航运转轨,桥梁根基动移,可能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