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企业特征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背景,就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的敏感性降低,与市场业绩的敏感性增加,这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改变了高管薪酬契约中不同业绩指标所占比重的大小;同时,区分不同性质和行业的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对保护性行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小于竞争性行业,这表明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背景对不同性质和行业的企业高管激励契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卖空的公司治理效应:来自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证据

基于2006-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卖空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卖空机制显著提高了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其次,在使用融券卖空量来衡量卖空势力,以及使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安慰剂检验和双重差分法缓解了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通过考虑转融券试点的影响、更换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衡量指标以及改变样本区间等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以上的结论保持不变;最后,分析了卖空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的潜在机制,发现卖空可以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来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卖空能够有效监督和约束管理层的行为,这也证明了卖空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     

股权集中度、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分析——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构建了股权集中度和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分析的研究框架,通过对2012-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政治关联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影响,对非政治关联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低,股权集中程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越有效.这不仅丰富了影响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因素研究,一定程度上也为公司治理提供了经验指导.     

高管薪酬、企业营销战略倾向与企业成长——基于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8-2010年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探讨了营销战略倾向与高管薪酬的内在联系及其对企业成长业绩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高管薪酬越高,销售费用越大,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激进的营销战略;董事薪酬越高,销售费用反而越低。企业销售费用的投入对企业短期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而销售费用的持续投入与否对企业成长产生不同影响。本文揭示了高管、董事薪酬对营销战略的作用机制,对我国公司治理和营销战略管理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国企民营化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民营化样本实践的检验

对国企民营化改革效果的期望中,理性的受让方势必要求企业的高管薪酬契约更加有效,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本文以2003-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国企民营化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影响。国企民营化显著提高了高管的薪酬,但降低了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按照民营化程度分组,在高管变更与民营化后不存在国有股权的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下降;依据国企民营化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分析,在国企民营化后的股权制衡低与不存在机构投资者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下降。研究表明,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并非民营化简单地一改就灵,不同的公司治理、企业规模、民营化的程度等,都对其有影响。所以,国企民化改革需要把握好节奏和程度,要重视适度保留和发挥国有股权成分的治理作用。另外,研究结论的拓展反思,对国有企业现行的高管薪酬制度的管理与改革有启示意义。     

新会计准则下高管薪酬和会计业绩敏感性研究

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会计信息质量带来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了高管薪酬和会计业绩的敏感性。本文以2003²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实施新会计准则前后高管薪酬和会计业绩敏感性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会计业绩敏感性在实施新会计准则后有所减弱,会计业绩不能全面反映高管的管理能力和努力程度。另外,从个别高管的角度研究了财务总监和总经理薪酬受准则变更影响程度的差异。结果表明,财务总监薪酬和会计业绩敏感性下降幅度比总经理薪酬和会计业绩敏感性下降幅度大,验证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职责区分有效性,同时说明了薪酬契约效率有待提高。     

投资者情绪对高管薪酬 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的存在性及影响渠道。实证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提高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股价是投资者情绪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中介渠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投资者情绪提高对股权集中度低的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深化并拓展了行为金融学理论中主体情绪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范畴。     

高管薪酬、公司业绩与相对绩效评估——基于房地产行业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上市企业的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关系是一直困扰投资者的难题。本文以2013—2017年沪深两市A股房地产为样本,利用相对绩效评估理论考察房地产上市企业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得出以企业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业绩时,上市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关系。而且还发现对于房地产行业中公司的成长性越高,高管薪酬中用相对绩效评估的程度越低。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民营化程度如何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在中国深化改革、推进转型的特殊背景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实际情况的高管薪酬制度改革路径是现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是判断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的主要指标，基于此，文章首先构建一个委托-代理框架下的寡头市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民营化程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其次选择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经过民营化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上，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民营化程度会显著增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非国有股比例小于67%时，提高民营化程度会降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非国有股比例介于67%~75%之间时，提高民营化程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非国有股比例大于75%时，提高民营化程度会提升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     

共同大股东与投资组合高管薪酬激励——兼论公司薪酬契约的“横向持股共谋理论”

股东目标是高管薪酬契约的基础。随着以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共同大股东日益增多，现有以单个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薪酬契约理论已难以全面解释资本市场中高管薪酬倒挂现象。本文提出高管薪酬契约的“横向持股共谋理论”,即与以往基于单个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不同，共同大股东会基于其投资组合整体价值最大化目标与公司高管签订薪酬契约，以此产生两者的“共谋效应”。本文利用共同大股东投资组合上市公司数据对该理论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共同大股东的存在不会提升高管薪酬对其所在的单个企业业绩的敏感性，但提升了对共同大股东持股联结形成的投资组合整体业绩的敏感性，初步证实了“横向持股共谋理论”适用于中国资本市场，并发现负外部性机制和大股东权力制衡机制是共同大股东“共谋效应”的影响机理，委派董事是共同大股东“共谋效应”的作用路径。进一步检验表明，共同大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共谋效应”在市场势力较强的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较为明显，且共同大股东显著提升了持股企业高管薪酬。本文不仅拓展了薪酬契约理论和共同大股东研究，也为投资者保护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内部审计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基于内部审计全流程监督视角

本文以2014—2017年我国A股上市中央企业为样本，基于内部审计全流程监督视角，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检验了内部审计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结果发现，内部审计事前资源投入、事中项目活动和事后意见反馈越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进一步地，当外部审计监督力较弱、管理层权力较大时，内部审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高质量的内部审计有助于降低管理层的超额薪酬与内部薪酬差距，反映了内部审计通过抑制高管过高薪酬有助于实现薪酬管制目标，然而，内部审计对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的作用较为有限。研究结果揭示了内部审计全过程监督对推动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合理化的作用，丰富了内部审计发挥治理功能的相关研究。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应计、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

本文从委托代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信息不对称三个理论角度探讨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对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机理,并以2011—2017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实证样本,考察高管薪酬与应计、真实盈余管理这两种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薪酬越高,其应计、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进一步地,考虑高管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弱化了高管薪酬的正向激励作用。并且,高管持股比例增加,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偏好要强于对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这可能是高管考虑到后者对企业长期价值的损害较高。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绩效与高管薪酬敏感度分析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为对象进行研究。首先,我们讨论了中国的高管薪酬是如何设定的。接着,我们进一步阐述了影响薪酬契约的因素。考虑到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股权分置改革及其可能对上市公司高管报酬方式与公司绩效关系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我们挑选2008-2012年上市公司序列数据。研究发现,对于高管而言,薪酬—绩效敏感度变得显著,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得到一定的提高。     

内部私人关系与中小板上市公司总经理激励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先检验了总经理与董事长之间的私人关系对总经理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发现总经理与董事长之间存在“可辨别私人关系”比不存在私人关系时,总经理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强;然后考察私人关系建立的途径,发现只有通过职业途径建立私人关系,即总经理与董事长之间存在“前同事关系”时,总经理薪酬—业绩敏感性才会更强,而非职业途径建立的私人关系并不具有这种“增强效应”;最后对比业绩上升与下降时私人关系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发现业绩下滑时仍会出现薪酬粘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关系与经理人激励”的文献,也有助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更加全面地理解改善薪酬激励契约的有效途径.     

风险资本联合投资对被投资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董事会结构和高管薪酬契约的视角

从董事会治理结构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两方面探讨联合投资对被投资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单独投资支持的公司相比,联合投资支持的公司董事会中专业董事比例更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参与同一家企业投资的风投机构家数越多,被投资公司董事会中专业董事比例越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这说明,相对于单独投资而言,风险资本联合投资能进一步改善被投资企业的董事会治理结构和高管薪酬契约,从而更能提升被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为了纠正联合投资内生性引起的估计偏误,本文还采用了2SLS分析方法,分析结果与OLS结果一致。     

财政补贴,谁是"赢家"——基于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2010-2012年117家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者以及公司高管三个视角,实证检验了谁才是政府财政补贴的真正"赢家",旨在为厘清财政补贴的经济后果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也无助于投资者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率,但财政补贴却帮助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获得更多的薪酬,并显著降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一实证结果意味着,中国的财政补贴政策未必发挥了足够的效率,因为公司高管事实上成为财政补贴的真正"赢家".鉴于此,本文从合理制定财政补贴政策、提高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率、客观评价财政补贴对企业的影响以及科学制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评价体系等视角提出了政策建议.     

高管报酬、公司分红与薪酬契约改进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上市公司高管报酬对分红的影响机理,进而以2003-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报酬与公司分红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高管持股对公司分红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二者对分红的影响具有"替代效应"。相比于国有企业,这种"报酬-分红"敏感性关系在民营上市公司中更为突出;另外,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并不能对高管"效率"进行有效识别,高管激励与分红优化,需要从"高管报酬契约设计"这一源头抓起。     

银行业管理层薪酬与经营业绩相关性实证研究

本文从沪深股市上观察到银行业薪酬与业绩存在着趋同现象,通过对银行2005—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考察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的契约的有效性,得出银行业的薪酬结构存在的关系,然后通过线性回归进而得出CEO薪酬与利润的关系,而董事会薪酬则与利润没有多大的关系,从而找到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薪酬激励与经营绩效、盈余管理均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将这种同向变动的关系称为在薪酬激励的影响下两者具有联动效应。用Cornetta、Marcusb & Tehranian(2008)的研究方法,对2003-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探讨在经营绩效和盈余管理联动视角下的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正向影响,全部来自于薪酬契约假设下的盈余管理;管理者年龄越低,越有利于从本质上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审计委员会通过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间接地影响企业业绩;机构投资者的存在对公司绩效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分析师关注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职业声誉和产权性质视角

文章以2002-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显著提高了薪酬业绩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外部监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明星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民营企业,分析师关注对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研究为分析师关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同时对完善薪酬激励契约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