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共存的机理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是其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是美国国际分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果。经济繁荣造就了巨额贸易逆差,巨额贸易逆差则对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低失业、低通胀做出了贡献。可以说,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强大的表现,而不是竞争力下降的标志。从美国经济这一特殊表现来看,我国要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逐步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向型经济,并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美国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并存及其原因分析

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没有和经济衰退、就业机会减少紧密联系,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美国经济增长事实上并存和相辅相成.贸易顺差国的外汇储备为了保值增值源源不断流入美国,支持了美国的投资,而强势美元和美国资本市场优势是外围国资金流入的保证.大量廉价商品的进口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促进了产业升级;同时,经济全球化是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引擎,信息技术是美国经济增长和贸易逆差扩大的推动力量.     

贸易逆差是否削弱了一国国际竞争力:美国经验

一国贸易逆差通常被认为会损害该国的国际竞争力。本文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入手,结合产品市场生命周期理论、国际分工现状两个方面分析逆差与竞争力的关系,认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增长与旺盛社会需求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国际分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物,由此反映出贸易逆差并未削弱美国竞争力。诸如日本、德国及印度等多国经验也显示贸易差额与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分离关系。因此,当前贸易差额已不能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标准。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对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大量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及建立相关的经济计量模型,运用协整方法就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进行实证分析.定量研究结果不但表明美中贸易逆差并非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且还指出了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近几年来快速提高的生产率,以及美国对日本制造品出口额的大幅下降.最后本文给出了简要结论和相关建议.     

现行流通美元防伪特征系列研究之一——小头版美元的防伪特征

一、引言 自1776年从英国独立出来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美国已经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各方面都超越了它以前的宗主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美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经济体。美国经济高度发达，长期保持稳定增长，低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较大贸易逆差以及较高的科技水平。     

中美贸易顺差与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本文针对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结合中国外贸政策调整的新特点,分析外贸政策的效果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解决中美贸易逆差对策。     

1987年—1991年: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动特点和原因分析

<正> 80年代,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一直是经济学界议论的热点之一,人们把它看成是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从1987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使得人们有必要对当前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重新作出认识和评价。本文试对1987年—1991年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动特点和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借此也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     

美国经济为何衰而不败——兼论中国救助美国的得失

尽管身负巨额国债,美国经济仍然处于衰而不败的状态。新兴市场国家、石油输出国,特别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弥补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美国经济衰而不败的原因之一。这个行为有利于美国缓解美国宏观经济不平衡,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但是,对中国而言,救助美国有三个弊端:不利于鼓励居民消费、不利于技术创新、也不利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中国对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的贡献不仅在于经济增长,更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中美贸易纠纷看人民币该不该升值

2003年后半年以来，中美贸易纠纷急剧升温。中美媒体普遍认为，此次中美贸易冲突是由于美中巨额贸易逆差和美国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所引起的，同时还搀杂着美国国内总统选举的政治因素。可以预料，只要美中贸易逆差持续存在，人民币汇率还没有完全放开、实现自由浮动，中美贸易纠纷不仅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还会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资讯

美中贸易使世界经济保持继续增长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发动机,两国经贸关系使世界经济保持增长。美国购买越来越多中国制造的消费品,积累了巨额贸易逆差。以出口方式,中国积累了庞大外汇储备,然后再用收入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与贸易逆差相比,这种美元循环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它在美中贸易关系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所需信贷,以便他们可以不断购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人们认为,美中互相依存的贸易关系正帮助世界经济走出2001年衰退。近年来,这     

巨额贸易逆差下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巨额贸易逆差下实行了经济持续增长。本文从金融角度详细分析了美国依据美元特殊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外汇储备特征实行对全球的金融剥削;从产业角度探讨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背景下制造产业的国际转移、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美国独特的进口商品结构、油价上涨和美国能源产业政策对“悖论”解释的合理性;从宏观政策角度解析了美国“双赤字”并存的必然原因。本文认为,美元地位的不断下降使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潜在危机,而美国对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势必对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中国外汇储备及内外经济平衡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元特权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探析

美元特权的形成使贸易逆差成为输出美元的主要途径,并对贸易逆差起到了助长作用,集中表现在美元特权使美国维持着巨额贸易逆差而不受外汇储备短缺的制约和金融危机的威胁,却使其他追求美元储备的国家依靠贸易顺差和过度储蓄来摆脱不利处境,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但贸易逆差的继续发展和未来的调整势必会影响美元特权地位的巩固,使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面临极大的风险。     

内外经济视角破解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痼疾——“中美对话”和“平稳转型”探讨

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冲击情况下,国内外学者对出口贸易规模是否能够稳步增长不断提出质疑。在此叙事背景下,通过对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及结构失衡深入剖析,发现内部结构性矛盾才是真正威胁出口贸易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外部需求冲击影响微弱。中美贸易差额的比较研究显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并非特例,消除贸易争端的经济手段则是顺差规模的缩小;中国探寻多元化出口贸易实践是解除贸易商品、国别结构失衡的内在要求,也是长久之计。基于中国内外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性,对外贸易发展研究需要超越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局限。要实现出口贸易稳步发展须兼顾区域平衡目标,解除结构性枷锁。消除出口贸易的区域失衡发展困境是解决对外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制定贸易政策必须以＂省区＂这一基本层面为依据。     

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源与实证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中贸易逆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中贸易逆差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是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和美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并非汇率问题,即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1)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两者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扩大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关。(2)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两者同时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美中贸易逆差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不断扩大。     

长期贸易逆差、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性波动——1816-1993年英国经济发展史分析

英国近200年的经济发展史表明:禀赋、技术决定了分工方式和贸易结构;长期贸易逆差和长期经济增长负相关,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远远小于其他指标的贡献度;影响英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是科技革命、世界战争和经济危机,科技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快速迅猛并且伴有经济结构质的变化,经济危机和世界战争对物价指数、失业率的影响恰好相反;经济增长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性波动,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基本规律。     

On the growth effects of North-South trade: the role of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tensified North-South intra-industry trade from a growth theoretic perspective. It incorporates unemployment into Helpman’s [Econometrica 61 (1993) 1247] model of North-South trade. We assume that those Northern workers who lose their jobs due to imitation remain unemployed for a given (expected) length of time, so that imitation in the South causes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It is shown that the shap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xogenous) rate of imitation and the (endogenous) steady-state growth rate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s measured by the outflow rate from unemployment. It is monotonically increasing for high outflow rates, hump-shaped for intermediate outflow rates, and monotonically decreasing for low outflow ra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otential growth gains from trade thus presupposes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the model is capable of accounting qualitatively for the divergent growth performances in the US and Europe in the recent past.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外贸依存度——基于1978-2007年我国改革开放3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我国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在长期内,财政分权会提高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而短期内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作用不显著;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提高外贸依存度水平,而在长期中却会降低外贸依存度。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产生的鼓励FDI和出口的激励,经济增长及其促成的FDI及贸易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内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动态关系产生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