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的区域差异性——基于1999—2006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非传统新古典城市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理论模型,利用1999—2006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公共投资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但这种影响没有迅速传导到中西部地区,即东部地区的城市增长与公共投资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更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要素市场在调节城市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地区城市理性增长的趋势已日益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增长则主要由非市场因素推动,政府主导的、蔓延式增长成为这些地区城市增长的主流模式。     

目标偏移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引领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实践。利用2004—2018年274个地级市的数据，系统地考察了目标偏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目标偏移显著地抑制了经济增长，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偏移通过降低投资和减缓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速进而抑制了实际经济增长。在中国情境下，实物期权和金融摩擦两种理论可有效解释目标偏移对投资的不利影响，从而间接证实目标偏移之所以会抑制经济增长是因为其引发了市场主体的不确定性预期。拓展性研究结果显示，目标偏移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在目标下偏、经济下行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明显。     

公共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理论机制分析显示,公共支出既可能通过纠正私人投资的外部性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通过刺激私人物质资本投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强化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本文利用1995—2010年我国除西藏之外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基于FMOLS方法,考察了公共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强化了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公共支出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也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公共支出效率提高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公共资本与西部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东、中、西部之间比较以及对西部地区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得出公共资本与西部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应该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不但要扩大融资渠道，而且要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步伐。     

对外贸易、FDI与我国环境污染动态效应、区域差异

通过对我国1993-2006年间29个省市的对外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分析,发现我国环境污染存在着显著的一阶滞后正向动态性,当期和滞后期出口加剧了环境污染,而进口则更大程度地抑制了环境污染,FDI却仅仅显示了对环境污染的滞后作用,同时也体现了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用;在三大地区中,东部地区的进口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贸易与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需要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促进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且这种影响在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作用在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上。     

基于省级面板门限模型的公共投资经济增长效应探析

运用省级面板门限模型研究了2003年～2014年我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双重门限效应.在人均公共投资存量低于第一门限值1.834万元/人时,公共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呈抑制作用,当人均公共投资存量跨越第一门限值1.834万元/人且不足第二门限值4.261万元/人时,公共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当公共投资存量跨越第二门限值4.261万元/人后,公共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虽然呈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效应明显降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优化公共投资结构、合理高效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大科技教育投入、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等政策建议.     

公共资本与西部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东、中、西部之间比较以及对西部地区分共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得出公共资本与西部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应该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不但要扩大融资渠道，而且要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步伐。     

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时空分异与传导路径分析

利用2000〖KG-*4〗-〖KG-*6〗201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时空效应及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消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变量的条件下,时间维度上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空间维度上对全国和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系数为正却不显著;接着分析了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三条潜在传导路径,根据测算的路径强度,发现消费路径和投资路径是新型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但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对经济增长存在阻碍作用,说明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有力推进经济增长还有待时日。     

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与农村公共投资关系的理论模拟

文章从理论的视角尝试性地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与农村公共投资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地方政府行为"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政府有扩大公共投资的行为倾向,从纯"经济"层面分析,这种公共投资的行为符合经济理性,而贫困地区的农村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和更高的回报率,即具备所谓的"后发优势",最后探讨了发展水平差异的不同地区相应的制度安排。     

FDI、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差异

本文利用中国29个省份1987~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市场发展在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金融发展本身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其水平还未达到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要求。在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对FDI经济增长效应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却没有成为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文章还同时分析了国内投资、人力资本投资、贸易开放度以及政府支出等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走高,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却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市2003²009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影响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从全国层面总的数据看,制度因素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从地区内部层面来看,制度对东部地区省市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受制度的影响;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随机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最后分析了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发展趋势,但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已成为制约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提高的重要因素。统计分析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均存在区域差异性,且差距均在逐渐缩小,实证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检验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东、西部地区,这对把握投资方向、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论奥运会对北京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政府投资与地区GDP增长的关系研究

本文选取北京市1978年～2006年共19年的数据,包括地区GDP、消费额、公共投资额、私人投资额,利用计量回归模型测算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公共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奥运会对北京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普雷维什提出的贸易条件概念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结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利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据对西方经济理论中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产业结构对贸易条件却有明显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本文从产业结构角度对我国今后的政策导向提出建议。     

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

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际数据,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R&D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三种公共投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也不相同.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则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针对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进而为优化我国公共投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国际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与经济增长

传统的索罗模型假设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而我国由投资向储蓄的转化并不完全,因此,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视角,修正索罗模型中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的假设,区分由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对资本积累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适合我国现状的。研究发现,过高的外汇储备显著影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降低了资本积累速度,降低了稳态时的人均的资本量,从而影响了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因此,我国一方面需要减少外汇储备,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8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及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对外投资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无显著正向影响,对外投资的积极逆向溢出效应还未显现。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投资对我国各省区的逆向溢出存在明显差异,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却没有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与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由来已久。经济发达地区的集聚效应明显,落后地区尽管不断加大投入,却鲜有显著的成效,除了极少数地区实现了较快增长以外,绝大部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本文在原先的C-D模型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个重要参数引入到经济增长中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的较小差距可能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迥异。鉴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提出了在落后地区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促进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