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对"一带一路" 国家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 ——基于东盟国家样本

"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本文基于1997～2017年全球对东盟国家的投资经验,研究文化距离对对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文化距离越大时,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的进入方式;但当选择并购方式时,则更容易选择全资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在进一步检验中,本文还发现,男性化与女性化之间的文化差异是选择合资的重要原因,而不确定性的规避和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则有可能导致选择并购;文化差异导致选择全资并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不确定性的规避。此外,本文还进行了更换文化变量等稳定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本文为我国未来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提供了借鉴。     

国际双边发展援助对FDI的影响研究——基于17个OECD国家对华发展援助的实证

本文运用扩展的Solow模型阐述了援助影响FDI的理论机制,并以中国为研究主体,以17个OECD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双边发展援助对FDI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短期,17个OECD国家的对华发展援助挤出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FDI,但在中长期促进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FDI,并且时间越长,促进效应越强。因此,发达国家向中国投入发展援助是有效的。双方应充分利用这种有效性,发达国家现期不适宜取消对华发展援助,中国应积极寻求双边发展援助来促进新兴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知识溢出与中国FDI地区分布的非均衡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现象由来已久。已有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区域的地理位置、投资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文章在企业学习能力与区域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知识溢出与FDI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知识溢出的学习能力及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西部地区应着力提高自身经济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注重区域间溢出效应等政策与建议。     

集聚效应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农业因其产业链和分工较为简单等原因,相对来说并不易于形成空间集聚,因而,农业FDI的区位选择不存在集聚效应的影响。然而,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发现,农业FDI在中国的区位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的特征,这种空间集聚产生的外部性利益,吸引了新进的农业FDI继续定位于这些地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因果循环的作用,农业FDI存量越大的地区,吸引的农业外资就会越多;而缺乏足够农业FDI存量的地区,就更加难以吸引农业外资的流入。集聚效应使得农业FDI地区分布的差距逐步扩大。     

基于实物期权方法的FDI时机问题研究

在回顾基于实物期权方法的FDI时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两维思考"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不确定环境下FDI时机决策问题.研究表明:当考虑期权的时间效应和管理的努力因素、战略博弈和产业竞争、FDI的多阶段和规模可扩张性以及FDI战略的相对优势时,不确定性会给跨国公司的FDI带来灵活处置的权力和价值创造的机会,促成FDI尽早实现.     

当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已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但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FDI在华投资区位的不平衡发展,例如东部地区以自身所占据的优势吸引了将近90%的FDI。为此,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利用1983—2010年的数据对于影响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多个变量的影响水平,并提出了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MoranI检验和空间相关系数检验都表明,FDI的技术进步作用存在空间相关。空间相关的主要原因是外资高技术产品进入市场引致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而市场的选择并不局限于FDI投资地。这种空间相关性在1997年开始显著,到1999年达到一个相对的稳定值。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超出挤出效应,FDI的技术进步作用的关键在于FDI的有和无,不在于量的不断增长,量太大反而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当前应重视欠发达地区的外商投资,发达地区的外商投资则应避免其形成垄断。国内因素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大于FDI的作用,研发人员的流动对技术进步的作用非常重要,而资本存量、RD资本投入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地理局部性。     

金融危机下促进我国中西部FDI发展的策略探讨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面临巨大挑战,而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处于弱势地位的我国中西部地区引进FDI的形势更加严峻.我国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较大,应充分发挥市场规模和潜力优势,发展市场寻求型FDI;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引进FDI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弥补自身不足;提高教育水平,加强人才的培养工作;完善投资硬环境,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注重产业集群效应,抓住机遇促进FDI的发展.     

地方官员会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吗——基于倍差法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FDI流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制度和制度因素中的政府效率方面,而对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作用还少有涉及。本文利用省级地方官员(省长、省委书记)交流数据,采用倍差法定量考察了省级地方官员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长(省委书记)交流会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使辖区FDI流入量提高20%左右。这种官员交流效应在弱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显著。本文研究将为中央完善官员交流机制、吸引FDI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     

高层领导政治互动与中国FDI规模及相对波动

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国家间高层领导政治互动与我国FDI规模及其相对波动程度的关系,并运用1992-2010期间的有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与投资国双边高层领导的政治互动显著提高了我国FDI的规模,降低FDI的相对波动水平。但在不同分位点上,双边高层领导政治互动的作用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当FDI规模较小时,双边高层领导政治互动对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较强;当FDI的相对波动程度较大时,双边高层领导政治互动降低投资相对波动程度的作用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