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文化差异中企业对外投资策略

数据显示,去年全球50%以上的并购失败,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也有30%不尽理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跨文化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该文利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分析"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文化差异及其导致的企业投资与模式的不同,提出了在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合理规避文化冲突,加快不同文化融合。     

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方向与双边直接投资

本文评估了文化距离对双边FDI的方向效应,发现这种方向效应主要来自地区间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的作用。当投资方向为不确定规避能力比自身差的地区FDI时,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对双边FDI产生显著负影响;当投资方向为不确定性规避能力强的地区FDI时,则产生显著正影响。同时这种方向效应在低不确定性规避国家FDI交往时表现的尤为敏感。中国作为低不确定性规避国家,在向不确定性规避能力比自身强的地区FDI时,应选择与其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较大的地区;在向不确定性规避能力弱的地区FDI时,应选择该文化距离较小的地区。而中国在吸引不确定规避能力弱的地区FDI时,应选择不确定规避文化距离更大的地区;在吸引不确定规避能力强的地区FDI时,应选择不确定性规避偏好相似的地区。     

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中国上市跨国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行为.研究发现,总体文化距离越大、东道国国家风险越高、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企业所有权优势越明显,中国企业OFDI选择合资进入模式的几率越高:而东道国市场规模、企业规模越大,中国企业OFDI选择全资进入模式的几率越高.文章最后结合中国的现有约束对上述结论作出了解释.     

孔子学院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母国文化助推视角,本文考察了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选择Logit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孔子学院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降低中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第三,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孔子学院还通过影响留学生来华学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生产率和所有权视角的研究

基于2000-2011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相关数据,将投资目的 地划分成"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两种类型,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从企业生产率和企业所有权(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的视角检验了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高生产率优势对于促进企业选择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不大,但能显著地促进企业选择到非"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相比于对非"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对于企业选择向"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大,且更加显著;企业在选择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其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弥补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不足.此外,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企业的生产率和所有权异质性同时还会影响到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新时代"一带一路"背景下电子商务新常态模式探索

我国宏观经济现如今正呈现结构性减速的趋势,"一带一路"是创新和传承古丝绸之路的倡议,对于缩小经济圈之间的距离意义重大,为我国带来了机遇.电子商务的发展是由量过渡到质,在"一带一路"提供的机遇背景下,有利于电子商务的过渡.目前"一带一路"电子商务发展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存在不足之处,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一带一路"电子商务进入新常态模式,本文深入分析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和探究了"一带一路"电子商务新常态模式的构建和路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2007—2015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他变量技术禀赋、政治稳定性以及与东道国的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子样本的检验中,子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而且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各不相同,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东道国风险、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度量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要维持快速增长又要保障利益安全,这需要在理论上探明东道国风险和投资速度之间的关系。为规避风险,对于风险较大的东道国,我国企业倾向于以集群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在宏观上体现为我国对该国具有较快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基于此,本文在宏观上度量了我国对各东道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出于集群规避风险的目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倾向于以更快的速度进入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而在建有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东道国,风险则不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速度,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风险规避功能。进一步地,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本身也能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我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战略

本文首先比较了不同跨国市场进入方式的优缺点,分析了并购与新建、独资与合资的各国选择经验和选择影响因素,最后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市场进入方式选择:从投资动机看,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寻求型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应以并购、合资为主,从东道国的外资政策看,我国的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进入方式应以新建、合资为主,从投资规模角度看,我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应以合资为主。     

中国与"一带一路"支点国家文化产品贸易的演进与拓展分析

中国已经是世界文化产品出口第一大国."一带一路"背景下,选择并优先发展与支点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是中国提升"一带一路"效率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支点国家文化产品贸易的现实基础,揭示了双边贸易的发展特征,并借助出口贸易强度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了中国和支点国家文化产品贸易的演进路径,并展望了贸易前景.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研究

近年来,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为全球合作发展与治理开出的一剂中国药方。文章在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合作现状的基础上,研究该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产业、企业类型及投资方式,并探索性地指出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潜在风险,以期对其规避提出有益思路。     

空间视角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OFDI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呈现挤出效应,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两大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解空间效应后发现,不同解释变量带来的OFDI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地区、收入和政治风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相关结论和启示.     

文化差异对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的影响——基于对“一带一路”沿线23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代表性产业,一国工业机器人的创新发展有利于带动整体制造业转型升级。鉴于"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显著的文化差异,本文抽取2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究文化差异对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的影响。     

制度双元情境下的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12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国泰安(CSMAR)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选取沪深两市126家进行对外投资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国跨国企业在制度双元情境下如何通过进入模式选择来响应母公司和东道国的"双重"制度压力。研究结果显示:国有跨国企业可以通过重复使用合资型进入模式缓解因国有性质造成的企业内部制度压力,并且同时克服因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导致的外部制度压力,进而获得内外部合法性。     

中国进口企业的"自选择"效应及其动因探究

本文拓展了 Antras等(2017)的理论框架,证明进口企业"自选择"效应的理论存在性和内在原因,并结合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对相关立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选择进口的企业前期普遍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即进口企业"自选择"效应存在;(2)进口市场的进入成本下降会导致企业选择进入进口市场的生产率"阈值"下降,降低进入进口市场企业的整体生产率水平;(3)高生产率进口企业具有更强的"低价选择"能力和"风险规避"动机,一方面企业为了获得低价的中间品进口,需要较强的供应链议价能力,另一方面为规避国际供应链等风险,企业倾向于在不同国家进口同种商品,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开拓新市场和寻找新合作伙伴国的成本,以上两方面是造成高生产率企业选择进口的重要原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美两国投资数据的对比研究

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探究"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构造了东道国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并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数据进行了测算和分析;之后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哪些方面特质会影响其对中国投资的吸收情况,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国家竞争力指数各个维度指标作为衡量系统,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同时与美国同期投资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充分体现了中美两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性质的差异。     

基于一带一路理念下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思想,李克强总理也表达打造"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战略在"十三五"期间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契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新的机遇之窗。以此为契机,本文阐述基于此构想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主要介绍了与亚洲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模式。     

企业跨国并购文化冲突与整合研究

跨国并购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差异却使跨国并购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从霍氏文化维度理论出发,探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文化差异及其所导致的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冲突,并提出相关的文化整合模式和措施来化解冲突,使并购最终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