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与退税并举是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新动源吗

本文从产品层面增值税税率视角测度了“减税与退税并举”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强度，并采用2002—2013年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利用双向高维固定效应模型验证该政策对企业内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和出口目的国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与退税并举”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助推了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的扩张；随着产品距离的增加，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对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加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同样促进了产品出口目的国扩展边际的扩张。总的来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的新动源。     

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真的超过日本了吗——基于三元边际分解的实证分析

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国,已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本文采用CEPII BACI hs92六位码产品贸易数据,测度了中日两国1995-2013年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分析了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仅仅在数量边际上超过了日本,价格边际抑或产品质量仅为日本的四成;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高速增长主要由集约边际推动,扩展边际贡献接近于零。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主要由价格边际拉动,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双双负增长;进口中间品与中国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负相关,与数量边际正相关,与日本三元边际总体负相关。目的市场经济规模与两国价格边际负相关。经济自由化程度与中国价格边际和日本扩展边际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价格边际正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维系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的政策建议。     

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如何影响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

本文基于1996～2016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HS96-6位数编码下文化贸易产品的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和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变量,实证分析发现集约边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提升在短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长期内的扩展边际才是促进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核心文化产品类型的样本中,二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差异仍显著存在.产品价格、关税、出口目的国的文化差异等均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二元边际通过直接效应及出口质量产生的间接效应来影响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且出口质量作为中介变量还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基于此,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二元边际,进而发挥其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增长的促进效应,对文化贸易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融资约束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中国出口增长具有以集约边际为主的固化特征。为解释这一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滞后,给低效率的老产品出口企业提供了外部融资保护,有利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扩张。随着老产品出口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逐渐巩固,具有融资约束的潜在出口企业由于缺乏外部融资机会以支付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被迫放弃或减少出口计划,导致中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不足。进一步使用HS-6位码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本文发现融资约束确实具有促进集约边际扩张、不利于扩展边际增长的作用。然而,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因素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二元边际调整的机制不完全相同,说明我国实现出口增长向扩展边际为主的调整难度依然较大。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中国出口增长长期存在以集约边际为主的特征,本文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视角探寻其中的可能原因。理论模型显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越多,老产品出口零利润条件越低,新产品出口零利润条件越高,两方面共同作用是我国出口增长主要以老产品集约边际为主的原因之一。使用PPML方法对1995—2017年中国出口到209个国家的二元边际数据进行检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通过"低劳动力使用成本"直接激励作用,对老产品的集约边际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对新产品扩展边际出口有负面影响。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二元边际结构分析

随着产品内分工逐步成为新的主要国际分工方式,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生产链条中,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选取2000—2010年中美双边贸易相关数据,从出口规模、出口方向和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三个角度来描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现状,并且从二元边际视角对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种类、产品价值和出口增长值进行结构分解,结果发现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依赖集约贸易边际     

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市场的二元边际分析

本文利用1992年~2015年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的HS六位编码数据,根据新贸易理论,应用二元边际分解方法,考察了中国对日农产品的出口情况,得出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于集约边际,而扩展边际的贡献微弱。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结果显示,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数量边际的快速增长,价格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不大,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利于中国对日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际

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中,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边际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变量的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基于2002-2013年中国对95个出口市场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数据,利用OLS和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出口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扩展边际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固定贸易成本、多边阻力等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上述估计结果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边际的不同分解方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测算指标的估计依然稳健。     

入世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

本文采用Hummels和Klenow(2005)的分解方法分析发现:2002~2010年中国出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扩展边际贡献非常小,即使在金融危机前后,这一增长模式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且集约边际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数量边际,转变增长模式成为当务之急。利用22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面板数据进一步研究发现:目的地国家市场规模、多边阻力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出口集约边际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固定贸易成本是影响扩展边际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些结论为当前制定稳定出口增长政策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支持。     

ODI二元边际如何影响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

随着我国跨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ODI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ODI二元边际视角,利用我国2009-2015年A股上市的172家样本企业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研究ODI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对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的差异化影响,发现ODI扩展边际能明显促进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密集度提升,并且促进作用持续增强;ODI集约边际对跨国企业出口密集度的作用效果呈现出不稳定性,不同投资动机、不同投资国别与不同进入模式下ODI集约边际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作用效果具有差异性.进一步检验ODI二元边际对跨国企业出口的影响机理,发现ODI扩展边际主要通过“固定成本效应”影响跨国企业出口,而ODI集约边际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影响跨国企业出口.     

论美国国会与对外贸易法的制定与执行

在美国三权分立政体下,对外贸易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国会、总统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国会一方面通过授权总统扩大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建立完善的进口救济制度来平衡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国会还把相当的权力委托给国际贸易法院由其行使司法审查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授权。美国贸易政策的制订权往往是在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进行分配,法院通常奉行"司法克制"的态度,通常避免就国会和总统之间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权力关系问题进行裁决。但其一旦决定介入,必然成为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法实体规则的比较

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法规分属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两个不同的架构体系,两套反倾销法规在实体规则中关于倾销行为的认定、产业损害的确认、倾销行为与产业损害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价格承诺制度、反规避规则、反吸收规则等方面既有极大的相同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     

朝鲜新义州经济特区解读

朝鲜设立新义州经济特区无疑是朝鲜近年来在经济改革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相似的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得益于毗邻香港这一重要因素,新义州经济特区选择在中朝边境设立也是看中了我国东北在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聚集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而且。包括着中俄日韩几个经济大国部分地区在内的东北亚拥有的人才技术优势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它一直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处女地,发展潜力巨大。无论是从摆脱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出发还是从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扩大本国经济开放程度而言。新义州经济特区的设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     

中美物流成本对比分析

物流包括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信息等职能,社会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均涉及到物流.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应用,使原来分散于不同经济领域和环节的相对独立的物流功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统一为综合物流系统,这不仅提高了物流本身的运作效率,而且更好地适应了市场上用户对物流的要求,使物流业发展成为综合传统运输、仓储行业的新兴产业.     

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

在美国,各种利益集团有着极其广泛的渠道和方式影响对华贸易政策的最终决策.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主要利益集团可分为三种类型：政府组织、商业性利益集团和非商业性利益集团.就其在对华贸易政策决策领域的影响力而言,政府组织具有最高的影响权重系数,商业性利益集团的影响权重系数居中,非商业性利益集团的影响权重系数居后.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研究

近年来,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美元持续贬值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强烈关注,一些经济学家发出了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的警告。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以资产为本位的泛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心国家美国和外围亚洲国家形成了双赢的局面。该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具有更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美国能够承受更大规模的经常项目赤字,并由此获得了更为灵活的政策操作空间。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是其雄厚的金融和经济实力的体现。     

美国有机食品业发展现状

<正> 美国有机食品业创建时仅仅生产有机水果和蔬菜,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生产种类繁多的有机食品和纤维产品的产业。美国的朝阳行业美国的有机食品业在过去10年中发展迅猛。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的统计,1997年美国大陆49个州的有机农产品生产面积共有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the growth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MNCs) in the growth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Estimates of MNC-related trade are developed for 1977, 1982, and 1987. The data show that MNCs are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share of U.S. trade and that the trading 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can be linked to significant trends in the U.S. trade balance.     

Ingredients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U.S. Biotechnology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gredients that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he US and contrasts conditions with those in Europe. It examin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established firms and new start-ups; the financing and managerial environ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whereby firms were able to set up networks of alliances. Its main findings are that: 1) The funding of the medical science research base has been substantially more generous in the U.S. than Europe. It is the funding of the science base rather than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directly that ha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s for start-ups to be created out of the science base. 2) It has been easier for U.S. academics to found start-ups, close to their research establishment, and to retain their academic posts and status as well as be involved in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In Europe, the scientific/academic and commercial worlds have a wider divide. 3) Start-ups have been concentrated in the therapeutics and agricultural fields, with strong scientific research inputs into their commercialization, in contrast to other sectors where downstream processing innovations have been more important, which have been undertaken in-house by the large incumbent companies. 4) Financing and managerial condition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easier in the U.S. for start-ups, in terms of access to venture capital specialising in high technology, ability to use the stock market to raise capital, and access to people able to forge links between scientists and entrepreneurs, and to introduce managerial expertise into new companies. 5) There has been a greater facility in the U.S. than in Europe for alliances to be formed between incumbent companies and indigenous U.S. start-ups; European start-ups have not found similar backing from European incumbent compan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