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服务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服务业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FDI与中国服务业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了中国服务业所吸引的FDI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比较复杂.但FDI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即每增加1%的FDI,对中国服务业技术进步的综合效应为8.7%.从技术溢出效应和直接效应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产生的主要作用在于间接效应,即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文献述评

生产性服务业FDI作为服务业FDI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目前生产性服务业FDI占整个服务业FDI已达到90%以上。由于其自身知识密集和产业关联性强的特征,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为此关于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成为近年来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溢出渠道这一角度对已有的文献进行归纳和述评,从产业内水平溢出和产业间垂直溢出对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渠道进行了细分。     

关于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

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世界服务业投资以每年15%的幅度急剧增长,目前服务业FDI已占全球FDI流量的一半以上,在此国际大背景下,国内外有关FDI的研究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作为服务业FDI福利效应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将从产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两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在华不同来源地FDI溢出效应比较

国内外诸多研究均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正溢出效应。但不同来源FDI因其投资导向不同,应该具有不同溢出效应。随着港澳台FDI的下降、欧美日等FDI的增加,FDI对中国经济发展溢出效应也有所变动。本文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其他外国FDI溢出效应明显强于港澳台FDI的结论,并对其成因进行解释,并进而提出中国调整FDI政策性建议。     

中国服务业承接FDI与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FDI与国际服务业外包两种国际转移模式提高了我国服务业的生产力水平,到在技术溢出效应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两种承接模式他们对作为承接国的中国具有不同的技术提升效应,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和相关数据验证了这一差异。结果表明：在服务业总体和传统服务业层面上FDI具有更高的技术提升效应,而在新兴服务业层面上国际服务外包更能提升技术水平。     

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中国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门槛特征,人力资本存量水平、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门槛效应,而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则呈现出负门槛效应.同时,本文发现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处在高体制的省份,其各层次人力资本也都处于FDI技术溢出效应较大的体制中.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2004-2012年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且资本、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贡献效应偏低。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溢出;而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间配置的扭曲使得服务业FDI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研发创新并没有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人力资本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强化吸收能力作用。     

江苏省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水平是东道国获得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一个重要条件。利用2004—2008年江苏省13个主要城市的经济数据,按人力资本水平高低对样本城市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技术溢出效应越好。为此,江苏省应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地方政府应创造条件吸引具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外资企业进入江苏省;促进内外资企业间人才的流动。     

服务业FDI、吸收能力与国际R&D溢出效应——一项跨国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41个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视角,测算并考察了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R&D溢出会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上。国内R&D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第二,东道国吸收能力中,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FDI的R&D溢出,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阻碍了东道国这一途径的技术吸收。第三,分样本研究中,OECD国家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显著,而非OECD国家这一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24个OECD国家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考察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第二,金融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金融服务业FDI对TFP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三,东道国物质资本、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中国服务业FDI资本效应及进入壁垒影响分析

通过对1997～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和2004～2008年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得出,中国服务业FDI总体上具有资本挤入效应,但存在行业开放度和开放时段差异,即外资进入壁垒对中国服务业FDI资本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进入壁垒越低,FDI挤入效应越显著;进入壁垒越高,FDI挤入效应越弱,甚至具有挤出效应。     

东道国的融资环境和政府行为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提出一个假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吸引FDI的多少与本国企业所受到的投资约束是相关的,这种约束越大,吸收的FDI就越多。本文通过FDI行业集中度的国际比较,揭示出中国FDI行业集中度极其低下这一特殊现象,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吸收如此大量的FDI,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到了极其严厉的金融约束和政府行为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部分不具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外资进入了中国,占领了我国市场。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对中国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指数因素分析法将中国各行业能源消费指数分解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数量效应、FDI行业分布效应和投资能源强度效应，拟揭示FDI行业分布对中国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认为，FDI行业分布对中国能源消费影响较大并呈现加强态势。因此，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FDI的行业分布，可以有效地降低中国能源消费。     

中国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分析

虽然中国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从2009年开始呈现加速态势.在进入模式选择上,中国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取新建模式;在区域布局上,中国服务企业以香港为中介和重要跳板走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中国服务企业进入境外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中国服务企业主要进入与我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的港澳台、东盟、日韩地区以及服务市场较大的北美、西欧地区.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及优化途径分析

本文通过FDI对EKC的影响分析,得出从改革开放到目前,总体上看FDI对EKC的陡峭程度起加剧作用。从行业分布来看,FDI所在的第一、三产业的项目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不大,而FDI所在的第二产业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很大;从地域分布来看,吸收FDI较多的东部对我国EKC的陡峭程度影响很大,而吸收FDI较少的中西部地区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不大。最后作者对利用FDI优化我国EKC的途径做了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极大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量的飞速增长。根据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理论，二者之间主要存在着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两个方面。本文从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理论出发，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Sectoral FDI,absorptive capacity and economic growth –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gyptian governorates

Using a novel panel dataset of Egyptian governorates for the period 1992–2007,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ggregate and sector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Egypt’s economic growth. We distinguish between FDI in the manufacturing, agriculture and service sector. The similarity of governorates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like culture, language and legal framework an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enables an effective estimation of the effect of FDI on Egypt’s economic growth. Employing General Methods of Moments (GMM) panel estimations, we find that neither aggregate nor sectoral FDI has an unconditional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We also reject human capital as a channel of absorptive capacity, but reveal an interesting effect of FDI in the service sector on economic growth in interaction with domestic private investment (DPI). Service FDI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only if the host governorate has a minimum threshold of DPI to absorb foreign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当前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问题研究

当前由于我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发生变化,使得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凸显,主要表现为冲击了民族工业发展、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隐藏国际收支风险、降低了我国工业结构整体效益以及导致我国环境污染加剧。因此,必须调整引资优惠政策,健全与实施跨国并购的法律保障,发展和完善外商引资产业政策,提高反避税能力和资本管制的效率,以消除这些负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增长和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1983-2006

采用我国1983-2006年的年度数据,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出口增长、出口商品结构以及不同来源国的FDI对出口绩效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我国的出口扩张,而且提升和优化了我国的出口结构,不同来源国的FDI的出口绩效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in recent years. Though this has genera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the motivations and drivers of Chinese investment abroad, there have been few systematic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performs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host country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DI in the period 2003-2006. We find that Chinese outward FDI is attracted to large markets, and to countries with a combination of larg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or institutions. Disaggregation shows that the former effect is related to OECD countries, whereas the latter interaction effect holds for non-OECD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