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4—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以2007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应和渠道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并通过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不同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制定具有差异化、区域性特征的绿色信贷政策，以精准有效对接、支持不同特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改善提供了决策参考。     

经济增长目标、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产能利用率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同时扮演着环境规制实际执行者以及工业产能过剩治理实际落实者的角色。在央地政府之间信息非对称且目标非一致性情形下,地方政府行为、动机与激励不但受到官员行政绩效考核制度与官员特征的影响,而且受到地方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财政收支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5年全国30省数据构建静态面板模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目标、环境规制及二者交互项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明显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工业产能利用率影响随规制工具类型与地区而不同;全国与东部地区费用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工业产能利用率;西部地区仅有环境处罚有助于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经济增长目标与费用型环境规制交互项抑制了工业产能利用率,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处罚交互项降低了工业产能利用率,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规制相互作用不显著。     

外资并购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资并购频繁发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企业数据,采用PSM-DID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外资并购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并购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出口扩张、研发创新和生产效率是外资并购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的动态效应估计显示,外资并购后五年内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呈"倒U型"动态变化特征。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外资并购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外资并购对内陆地区企业、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最后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了外资并购的产能利用率效应在不同产能水平企业之间的差异性,发现外资并购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了落后产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以上研究意味着,外资并购有助于缩小企业间产能利用率差距,这对于减少社会资源浪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产能过剩

本文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以下简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尽管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旨在通过降低税负缓解企业资金紧张,加速企业设备更新,但企业间异质性可能会使得这一政策对不同企业的产能产生差异化影响.为了评估这一政策的净效应,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济后果.结果 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加剧了试点行业所在上市公司的产能过剩.进一步,该政策发布后,企业资本性支出显著增加,固定资产利用率降低,并在其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考虑地区和行业竞争的影响,上述结果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投资效率降低、业绩下滑.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明晰的政策含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在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企业产能过剩并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和企业绩效,需要对企业投资决策进行恰当的引导.     

贸易便利化能否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新契机。文章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采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贸易便利化类别来看,沿线国家口岸及物流效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最大,其次为规制环境、金融及电子商务、海关及边境管理;从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与出口决策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高依赖度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更大;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产生的出口扩张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互联网、产品差异化与企业出口定价

本文将互联网引入垄断竞争模型，纳入产品质量和生产率双重异质性，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影响。总体上，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具有正向影响。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发现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互联网与出口价格负相关；当产品具有异质性时，互联网与出口价格正相关。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成本节约效应”显著，而对“质量升级效应”的发挥存在门槛值；对低质量样本，互联网的质量升级效应表现显著，这可能与互联网指标的选取有关。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积极影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西部地区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高行业集中度和高产品集中度企业。本文指出，应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提升企业互联网应用水平，以实现我国制造业升级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来自微观企业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高度细化的出口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的同质化水平越高,则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进一步分析,企业生产率越低,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效应越大;产能过剩对本土企业和低端产品的质量抑制效应要显著高于外资企业和高端产品。因此,应对不同性质的产品和企业应采取差异化的去产能政策。     

湖北工业产能利用状况调查与思考

<正>为准确把握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深入了解行业产能利用和产能过剩状况,有针对性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湖北省经信委按季度开展工业产能利用状况调查,范围涵盖5400家企业。一、产能利用率调查的基本做法产能利用率,业内通俗说法为"开工率"、"生产能力负荷",又称"设备利用率",是表示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指标,即某些行业或企业实际利用的生产能力与潜在可投入使用的全部生产能力之比。简言之即实际产出与潜     

财政分权、政商关系和结构性产能过剩——基于2001-2011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和GMM的分析

结构性产能过剩长期困扰中国工业部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本文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层博弈模型中刻画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并利用2001-2011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GMM)检验财政分权对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具有正向影响，并通过政商关系的渠道促使中国企业选择低端技术生产，进而导致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因此，为治理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央政府应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