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丝绸之路”国际规则体系逻辑架构——以实体化“一带一路”实践为鉴

“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赋能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在“一带一路”建设由项目导向到规则导向的转变下，进一步健全国际规则体系已成为“数字丝绸 之路”建设的主要目标。对此，以守正思维和创新思维回溯实体化“一带一路”法治实践经验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承继实体化“一带一路”的法治价值、治理原则、路径选 择；另一方面，更新适应数字贸易模式、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处理数字经济纠纷的规则。鉴于实体 化“一带一路”规则法治实践经验，“数字丝绸之路”国际规则体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建立架构：完善以自由贸易协定和数字经济专项协定为主要载体的数字经济合作体系；加强打击网络犯罪和 网络恐怖主义、ICT 供应链风险管理、跨境数据保护等安全保障体系；构建适应数字纠纷特点的权利保障和争端解决机制。     

车货匹配平台价值共创逻辑的演进——从“再中介化”到“去中介化”

文章以运满满为研究案例,对车货匹配平台的价值创造活动展开研究,分析平台价值创造逻辑的演进,从中归纳运满满的成功经验,为车货匹配平台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研究发现：车货匹配业务是多个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活动,物流平台企业介入车货匹配业务后,促使新的车货匹配生态系统的形成,不仅使车货匹配平台的价值共创活动从车货匹配业务向其他增值业务延伸,也使价值实现的要素和价值共创的参与主体产生改变;平台经历了从“再中介化”到“去中介化”的演进,车货匹配生态系统内部“社会价值”的持续创造,为生态系统的发展演进提供了条件。     

中国企业出海“航母”模式：泰中罗勇案例研究

建立海外工业园、打造企业海外经营的“航母”，正成为本土企业构筑全球价值链的新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异域经营环境的“航母”模式，具有节约交易成本、风险规避、快速学习、规模递增以及贸易便捷等多种优势。文章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分析了“航母”模式的资源基础、组织网络、运行机制和能力架构，形成“航母”的实体资源能力、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协作能力以及“航母”平台与栖驻企业之间的边界决策能力。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了“航母”模式的“高集聚、本地化与合法性”三大动态构建路径与潜在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进口“近邻”与集群创新：成本追逐还是质量竞争？

中国经济长期“外循环”发展模式导致中间品严重依赖进口，对于制造业产业集群，微观企业创新动力无法转化为集群整体创新合力。以集群内部“行业内企业间” 研究视角切入，采用“近邻效应”模型深入探求邻居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对群内同行企业创新传导路径，结论发现：邻居进口对同群企业创新影响存在“成本追逐效应” 和“ 质量竞争效应”，中间品进口质量高低影响企业模仿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质量竞争效应” 的创新溢出可通过一般贸易渠道、人力资本渠道与市场规模渠道实现；有为政府持续创新激励和市场化导向制度改革有助于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及创新“量质齐飞”。     

“互联网+”还是“回归实体”？——消费模式与零售企业战略选择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带动了许多实体零售企业投身于电子商务的创新实践，但也不乏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网络零售企业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积极涉足实体零售企业。文章试图解释企业进行不同战略选择的原因，采取“互联网+”或是“回归实体”的依据。在分析互联网对零售企业影响的基础上，文章建立了包括消费者与零售企业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消费者选择不同零售企业的依据，以及零售企业的应对之策。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在不同零售商店的相对支出比例取决于零售商店提供服务组合的相对效率。因此，基于“有限商圈”与“有限品类”的经营战略成为企业扩大销售收入的关键，现网络零售与实体零售战略选择本质上可以归纳为品类专业化与区域专业化之间的收益比较。     

基于功能拓展的生鲜农产品供应商“互联网+”转型策略

“互联网+”环境对在供应链中发挥着生鲜农产品集散与中转重要功能的供应商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供应商亟待进行“互联网+”转型。针对这一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生鲜农产品供应商在“互联网+”环境下的转型驱动因素以及转型战略和思路。进一步,结合“互联网+”跨界融合思维,以集散和中转功能拓展为基础,分别提出了适合产地供应商、销地供应商和集散型供应商的“互联网+”转型策略。最后针对供应商在“互联网+”转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基于供应链视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实现我国经济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立足供应链与“双循环”之间的逻辑关系,深度揭示供应链促进“双循环”的形成机理,即通过锻造供应链的韧性,提升供应链的柔性,促进国内大循环;通过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实现“双循环”的互促协调;通过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优化国内大循环的质量,疏通国际经济循环的堵点,进而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基于供应链的新视角,通过供应链跨境协同将由需求侧、供给侧、供应链本身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所形成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机结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套、互促协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完整理论框架。最后,基于供应链视域提出助力“双循环”实现的具体路径。     

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五年规划”变更的自然实验

以产业政策“五年规划”的变更构建双重差分与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了政策扶持对企业“主观投资意愿”和“客观投资机会”的双重影响，以及在两种影响的共振作用下，如何进一步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微观逻辑。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方面，产业政策扶持不仅会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升企业投资意愿，还会通过庇护效应提高企业风险容忍度、强化风险承担，从而进一步提升“主观投资意愿”。另一方面，政策扶持引发投资潮涌会恶化市场竞争、政策前瞻性及其社会价值性，又对企业短期经济价值产生抑制，从而导致企业“客观投资机会”下滑。最终，企业在客观投资不确定性加剧而主观投资意愿上升的共振作用下选择转向具有替代性的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方面，主业投资机会、主业经营收益率和主业经营风险越高的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意愿更弱，说明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更像是锦上添花，而非根本上的“脱实向虚”。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的“传统文化构念”及其变迁

“本土理念是否仍然存在？它们在进行何种变迁？它们如何在与西方理念相冲突的情形下接受、发展与融合？”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上述实证研究可以对“所谓‘本土’是否存在？本土管理研究是否能导致一种区别于主流的‘本土管理学’？是否存在‘管理的中国理论’？”等问题做出清晰的回答。研究中还应注意将“差序格局”“家长式领导”“关系”等构念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深层上溯，从而避免中西构念的混同，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地进行中西对比。事实上，中国本土管理学就是以中国本土构念的变迁与发展及其对管理效能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分支领域。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之际，国内40多位流通流域的主管领导、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齐聚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和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围绕“十四五”规划，构建现代流通体系，需要明确构建现代流通体系“三明确一重点”的基本要求，探讨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建设现代流通体系，需要厘清建设的思路、方式、主要内容和顺利推进的条件，研判现代流通发展呈现的融合、数字化、智能化、内外一体化、统一规划等趋势。面对现代流通体系中的线上线下关系、大数据应用创新、智能化应用、商业资源闲置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异质性GIC治理及其“鱼/渔”效应——基于mvQCA方法的本土制造企业实证

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是本土制造企业创新战略的必由之路。突破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范式局限，文章基于全球创新链新范式、从“异质性”假设和二元关系视角，揭示“技术范式、技术差距和权力地位”等不同情境下，“解构类型、分工模式和空间结构”不同的异质性全球创新链治理，对本土制造企业技术能力溢出（“鱼”效应）和创新能力溢出（“渔”效应）的显著差异。采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方法，对80个异质性全球创新链治理二元关系样本，进行组态视角复杂路径构型分析，揭示了全球创新链治理的异质性维度和所处情境特征影响“鱼/渔”效应的交互与匹配机制。研究结论对探索全球创新链研究新范式以及本土制造企业融入全球创新链的战略与策略决策具有启示意义。     

金融发展、腐败行为与企业家“双创”精神——基于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视角

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引入Hansen门限模型考察了腐败行为与企业家“双创”精神之间的金融发展门限效应。结果表明：腐败行为发生对企业家“双创”精神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存在金融发展的门限特征。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腐败行为对企业家“双创”精神的负效应将不断衰减。从企业家“双创”精神的不同视角来看，创新精神比创业精神需要更高的金融发展门限值才能弱化腐败对其的负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创业精神的金融发展门限值较东部地区更高，而创新精神的金融发展门限值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即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研究成果在充实企业家“双创”精神研究文献的同时，也为进一步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与提高金融水平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

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文章以世界经济论坛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强于非沿线国家样本,二是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中强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更多是处于被模仿的地位,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敦促沿线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结论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美式“安全观”及中国应对方案

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保护投资者为由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毫不掩饰地暴露了美国证券监管的政治化，严重违背了美国证券行业的市场化运作规则。“政府实体”“控制性财务利益”等模糊性概念的运用，违背了法的确定性这一基本立法规则。该法案体现了美国在国际上推行的扭曲的美式“安全观”。对此，中国应当理性、积极地应对该问题，内外兼修，在推动中美证券跨境监管合作的同时，完善和强化信息披露及投资者保护机制。中概股公司既要做好按照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披露相关内容的准备，也要为回归A股或在港二次上市未雨绸缪。     

“妒能”如何变成“赋能”：职场妒忌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职场妒忌是工作中非常普遍的现象，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在职场妒忌的“阴暗面”，却未能对其积极效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并结合Arnold的行动序列作为整体逻辑，探讨了职场妒忌与工作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职场妒忌对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内在动机与观察性学习分别在职场妒忌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内在动机与观察性学习在职场妒忌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链式的中介作用；职场友谊对“职场妒忌内在动机观察性学习工作绩效”这一链式中介路径起调节作用，即职场友谊越高，职场妒忌对内在动机的正向作用越强，内在动机与观察性学习在职场妒忌与工作绩效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越强。     

Internet市场遵循“一价定律”吗？——来自天猫商城的证据

根据搜寻理论,线上市场由于极大地降低了消费者搜寻成本,应当实现“一价定律”,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线上市场存在显著的价格离散现象。文章选取了中国最大B2C电子商务平台天猫商城上高度同质化、标准化的虚拟产品——手机充值卡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确实存在价格离散现象。然后,利用固定效应向量分解模型和蒙德拉克模型,检验了哪些因素会影响价格离散程度,发现零售商异质性越大、商家数量越多,价格离散程度越大;商品越是畅销、商品价值越大,其价格离散程度越小。文章在数据上有较大创新,对已有文献形成有益补充;结论有助于增进对中国线上市场效率的认识,能够为Internet市场“效率悖论”提供一些线索和启示。     

我国旅游垃圾分类回收问题分析及建议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制度,城市生活垃圾建立了两级垃圾管理体制,未涉及到旅游景区垃圾管理。由于旅游景区的垃圾经过一定的分类处理最后都会回归到城市垃圾回收处理的大流中,旅游景区垃圾分类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简化最终垃圾的回收处理,减少回收处理的工作量,所以旅游景区的垃圾分类应当建立在城市垃圾分类的基础之上。将垃圾进行有效分类,可以减少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降低景区内危险事故的发生,改善景区环境。建立有效垃圾分类机制的旅游景区与我国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城市相比,不受区域限制,更有利于全民培养垃圾分类意识。让游客这一群体,将垃圾分类落实到行动中,把垃圾分类收集的概念从景区带到生活中,进一步打造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环保的社会。     

“排”不掉的“他”：企业赞助溢出效应研究

通过排他条款保护赞助权益是赞助商最为关注的问题,但是排他条款难以实现赞助商独占赞助权益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文章在赞助研究领域引入溢出效应理论,研究企业赞助对竞争品牌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品牌进行赞助时,可能产生溢出效应,改变消费者对竞争品牌的评价;同时,与事件质量较低时相比,事件质量较高时,赞助事件质量对竞争品牌的溢出效应更大;另外,与赞助企业代表性较高时相比,赞助企业代表性较低时,赞助事件质量对竞争品牌产生的溢出效应影响更大。文章从溢出效应的角度拓展了企业赞助理论,回答了排他条款难以“排他”的理论机理,对企业开展赞助营销实践具有理论借鉴。     

“好士兵”还是“坏苹果”？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

文章基于IPO理论探讨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过犹不及”效应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并通过两阶段追踪问卷调查法获取了62名直接主管和290名员工的配对数据。研究结果发现：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呈倒U形关系；团队创造力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领导的政治技能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倒U形关系中不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