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企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文以近年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二者之间的相关作用机制。本文认为：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采取高管薪酬激励能够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其中企业创新发挥了中介作用。该结论拓展了管理层货币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且对于上市公司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指导意义。     

节粮减损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

节粮减损不仅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上市涉粮流通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节粮减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节粮减损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表明，提高物质资本配置水平、人力资本配置水平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是节粮减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基于调节效应的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对节粮减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后，节粮减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性质、地区、存续年限及数字化水平的企业中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重视节粮减损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提升技术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水平等渠道，全面夯实中国粮食安全根基。     

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文章通过使用2016年35个城市的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并匹配相应的营商环境指标和企业家才能指标数据，定量分析了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着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即企业家才能只有与一定的营商环境相结合，才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特征：沿海地区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强于内陆地区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企业家才能对传统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大于对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抑或抑制

以部分省份陆续进行社保费征管由社保部门全责改为税务局全责的机构转换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主要通过“倒逼”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进而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非通过提高员工稳定性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研究结论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对企业的潜在影响，对政府进一步优化社保制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新型城镇化、消费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能够畅通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是实现供需匹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2009-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消费升级在两者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区域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消费升级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新型城镇化能促进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新型城镇化推动下，引导居民消费升级，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供应商地理距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供应商地理距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地理位置越邻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供应商集中度较低、所处市场竞争度较高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发展和高铁开通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邻近优势，但并没有对供应商地理距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供应商分布，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12—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增加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以及市场竞争较激烈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显著改善企业产品市场表现。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和空间溢出视角

基于我国省级2003—2020年的宏观层面数据，以实施环境规制面临的成本—收益分析和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理论分析为基础，利用基准模型和空间模型实证分析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已过拐点；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为代表的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形影响，先抑制后促进，目前已过拐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未过拐点。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产生负向调节作用，缩短其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时间，削弱其作用强度；环境分权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延长了其发挥正向作用的时间。在时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基准结果一致，仅有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的倒U形影响贯穿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东部地区，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可忽略的空间相关性，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引...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实施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成为企业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选择。研究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是否能够促进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厘清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对企业提升运营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管理能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排除疫情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管理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成本的路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东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案例分析表明,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采用供应链数字化管理进一步验证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为此,企业应深化数字技术与供应链体系的融合,积极倡导应用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模式,推动企业间协同创新,共同挖掘和利用数据资源的价值,提...     

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构建大数据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内在机理表明,企业创新、要素配置与数据赋能的中介效应显著,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优化资本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数据赋能来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异质效应表明,大数据发展对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引擎。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流通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国有企业、仓储邮政及运输业、东部地区流通企业的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三个间接途径促进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考察充分体现流通业属性的供应链集中度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抑制下游客户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并未通过降低上游供应商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流通企业运行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大数据税收征管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金税三期”大数据税收征管系统在全国陆续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并选取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整体上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区域间存在异质性。探究其影响机制发现，强征管带来的税收成本增加会倒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推进和完善金税四期大数据工程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经验数据支撑，同时为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减缓地方财政压力，加强环境规制与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保障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高质量的重要环节。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财政压力通过削弱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间接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大于东部地区。据此建议：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增强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动力，合理引导及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协调区域发展。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取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探究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银行业竞争加剧确实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同时,银行业竞争加剧可通过增加企业实体投资和创新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金融利润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宏观评价与微观机制相联系的分析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利益协调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一个宏观金融利润评价与微观企业特征及行为相联系的分析框架，以考察金融利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城市金融利润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要素密集度和所处的生命周期能够影响金融利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成熟期企业，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或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时，金融利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研究结论，要建立金融利润预警指标体系，鼓励金融机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将金融机构考核与其精准服务实体成效相结合，以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     

信息化冲击、交易成本与企业TFP——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建设一般伴随着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意外”提升。本文将中国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信息化冲击的自然实验,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和上市公司匹配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三重差分法(DDD)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化冲击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资本密集度更高、规模更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国有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对于非交易行业,交易行业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明显。     

双层股权结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融资约束调节作用的研究视角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价和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每个企业都会面临程度不一的融资约束,探讨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双层股权结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使用2010—2020年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数据探究双层股权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相比于单层股权结构企业,采用双层股权结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企业发展质量高。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在高融资约束条件下,双层股权结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     

离岸服务外包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发包与承包双重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包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发包与承包双重视角,深入考察了离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2—2014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发包与承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发包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承包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行业技术密集度的增加而增大;承包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经验发现为中国外包战略的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