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文章通过使用2016年35个城市的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并匹配相应的营商环境指标和企业家才能指标数据，定量分析了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着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即企业家才能只有与一定的营商环境相结合，才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特征：沿海地区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强于内陆地区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企业家才能对传统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大于对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     

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构建大数据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内在机理表明,企业创新、要素配置与数据赋能的中介效应显著,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优化资本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数据赋能来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异质效应表明,大数据发展对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12—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增加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以及市场竞争较激烈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显著改善企业产品市场表现。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取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探究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银行业竞争加剧确实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同时,银行业竞争加剧可通过增加企业实体投资和创新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CEO认知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CEO认知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对其作用环境以及作用机制展开了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CEO认知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CEO任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而拥有海外经历、金融背景和政治关联的CEO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且上述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分样本讨论作用环境后发现，在不同的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下，二者关系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在CEO认知特征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绿色税制对稀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研究——基于资源税改革的实证分析

为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建设，以资源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年20家稀土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以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税制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促进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稀土资源税改革能显著提升稀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研发投入在稀土资源税改革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起中介作用；稀土资源税改革对中游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上游和下游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为促进稀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完善绿色税收体系、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制定差异化稀土资源税率、完善资源税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互联网+”的发展时代，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文章基于2013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研究得出：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技术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下，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我国反倾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以2012年化工行业对外反倾销为例

以2012年化工行业对外反倾销案为研究对象,运用233家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年报数据,实证检验中国主动反倾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短期内显著提升被保护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提升通过"纯技术效率-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对此,从宏观和微观两层次分析对外反倾销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过程,构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以政府、行业和企业为主体的中国反倾销发起机制。     

融资偏好会影响生产率增长吗?——来自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

传统资本结构理论重点关注融资结构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并未考察融资结构差异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本文基于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检验不同融资结构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并不符合传统融资优序,其偏好顺序依次为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和内源融资,并且从时间序列数据上逐渐偏向于债权融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率的影响,而技术效率作用较小;随着债权融资比重的增加,债权融资对技术水平提升有加速作用,但对技术效率却存在"最优结构值",即超过"最优结构值"后债权融资对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效应小于技术效率的负向作用,最终将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信息化冲击、交易成本与企业TFP——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建设一般伴随着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意外”提升。本文将中国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信息化冲击的自然实验,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和上市公司匹配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三重差分法(DDD)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化冲击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资本密集度更高、规模更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国有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对于非交易行业,交易行业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明显。     

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2015-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促进了企业避税，并且内部控制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避税两者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的相关研究，也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大数据税收征管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金税三期”大数据税收征管系统在全国陆续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并选取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整体上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区域间存在异质性。探究其影响机制发现，强征管带来的税收成本增加会倒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推进和完善金税四期大数据工程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经验数据支撑，同时为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供应商地理距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供应商地理距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地理位置越邻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供应商集中度较低、所处市场竞争度较高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发展和高铁开通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邻近优势，但并没有对供应商地理距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供应商分布，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引擎。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流通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国有企业、仓储邮政及运输业、东部地区流通企业的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三个间接途径促进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考察充分体现流通业属性的供应链集中度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抑制下游客户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并未通过降低上游供应商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流通企业运行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新型城镇化、消费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能够畅通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是实现供需匹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2009-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消费升级在两者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区域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消费升级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新型城镇化能促进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新型城镇化推动下，引导居民消费升级，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抑或抑制

以部分省份陆续进行社保费征管由社保部门全责改为税务局全责的机构转换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主要通过“倒逼”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进而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非通过提高员工稳定性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研究结论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对企业的潜在影响，对政府进一步优化社保制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节粮减损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

节粮减损不仅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上市涉粮流通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节粮减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节粮减损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表明，提高物质资本配置水平、人力资本配置水平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是节粮减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基于调节效应的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对节粮减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后，节粮减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性质、地区、存续年限及数字化水平的企业中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重视节粮减损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提升技术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水平等渠道，全面夯实中国粮食安全根基。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7年数据的分析

作为中国的一种特殊财政现象,土地财政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行为及其效率。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企业为分析对象,通过纳入地方政府意志探究土地财政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地方土地财政强度越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而不同属性的企业在面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时存在差异化的表现;从宏观影响机制来看,土地财政强度越大越会抑制区域层面的技术交流,并驱动地方对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抑制作用;从微观影响机制来看,土地财政强度越大越会驱使企业强化金融杠杆以获取更多金融资源,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企业的财务稳定性下降,并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造成挤出,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会影响“土地财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范式,“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激励强化了土地财政的负向抑制作用,“为创新而竞争”的制度激励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中和土地财政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