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基于我国污染密集产业的动态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均会影响某地区的比较优势,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来说。文章建立产业环境污染指数来定义污染密集型产业,同时建立环境规制强度评价体系来计算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以HOV模型为基础建立动态面板方程,对我国污染最为密集的四个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出口贸易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出口量和环境规制程度之间呈现出"U"型的关系,而且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大多数制造业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仍不利于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     

环境规制的“灰边”效应

本文基于“中心—外围”经济空间结构框架,在理论层面演绎了城市间环境规制强度级差对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策略的影响,并基于2005—2012年京津冀地区微观企业具体的选址设厂地理信息,以北京市行政区划边界为断点对污染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演绎表明,在环境规制离心力和成本节约、市场需求潜力向心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污染企业最终将聚集在环境规制强度级差边界选址设厂,从而形成环中心城市的污染“灰边”。通过对6000余家污染企业共计18000余个有效观测值的回归研究发现,环北京市行政区划边界50公里范围内为污染物高排放带,改变估计参数、更换代理变量、删除特殊样本等一系列检验均证明了“灰边”效应稳健存在。北京市东部地区“灰边”效应的表现最为明显,非国有性质污染企业的高度聚集是形成环北京市污染物高排放带的主要原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之后的一段时间,“灰边”效应曾随着外围城市污染企业关停力度的加大暂时消失,但2010年之后环北京市的污染“灰边”再度出现。本文将环境规制因素纳入区位选择理论分析框架,为“中心—外围”城市间联防联控进行污染治理的必要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证依据。     

基于污染的中美贸易实证研究

从污染排放视角考察了2004年中美26个工业产业的进出口贸易,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出口美国单位产值的污染强度低于进口单位产值的污染强度,但由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出了进口产品的污染物排放量,表明中美贸易不平衡恶化了中国环境,需要从贸易产生的环境利益角度综合评价贸易顺差。     

江苏省工业三废排放行业差异分析

以江苏省6个重点污染行业为研究对象,基于2004-2008年经济发展和三废排放数据,对江苏省工业三废排放的行业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这六个行业的经济贡献率、三废污染贡献率及其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各行业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均呈现出明显上升或者曲线变化的趋势,在经济贡献率相对稳定或者小幅上升的前提下,这不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述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理想状态。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不同污染密度、不同性质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不同。论文将环境规制分为环境政策和执行力度两个方面,并将执行力度引入理论框架,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而用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低排放行业外商投资企业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对高排放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环境规制对港澳台投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非港澳台投资企业不具有显著的影响;第三,环境规制对非独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独资企业具有非负的影响。论文结论在高污染行业监管、环境政策执行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环境规制影响了我国中间品出口吗——来自中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将贸易部门分类与工业分类体系匹配,重新归并了23个制造业行业,并基于中美1998～2010年行业面板数据,分别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两种环境规制指标,在考虑外资开放度、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平均规模等变量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间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以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分别度量环境规制水平,二者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对美中间品的出口,其中对清洁行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污染密集型行业;TFP提升和外资流入促进了清洁行业的中间品出口,企业规模则不利于其出口;而外资流入和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污染密集型行业中间品出口。     

可持续发展视阈下我国区域环境效率研究—基于Super-SBM与面板数据模型

文章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考虑污染排放约束的我国区域环境效率,进而利用区域环境效率估算值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外延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环境效率,产业结构、政府规制、企业SO2去除率与区域环境效率负相关,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比重及FDI与环境效率关联不显著.     

企业产权多元化对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企业产权多元化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总体看来,行业国有化程度越高,产权多元化水平越低,水环境污染排放强度越低.门槛效应检验发现,不论国有化程度处于何种水平,国有化程度的提高都有助于改善环境,只是程度有些差异.当污染排放强度较低时,产权多元化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而当污染排放强度较高时,国有化才是缓解环境污染的最优选择.因此,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能放松国有企业的环保责任,更不能为了经济保值而放弃生态环境“保值”.     

对外贸易与污染排放强度——基于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1998—2006)

采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空气、水体和固体废物中六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来度量中国的区域环境质量。在回归模型中,同时考虑环境规制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变量,贸易开放本身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对外贸易引致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成立,要素禀赋效应不成立,不同的环境质量度量指标所得的结果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