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灰边”效应

本文基于“中心—外围”经济空间结构框架,在理论层面演绎了城市间环境规制强度级差对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策略的影响,并基于2005—2012年京津冀地区微观企业具体的选址设厂地理信息,以北京市行政区划边界为断点对污染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演绎表明,在环境规制离心力和成本节约、市场需求潜力向心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污染企业最终将聚集在环境规制强度级差边界选址设厂,从而形成环中心城市的污染“灰边”。通过对6000余家污染企业共计18000余个有效观测值的回归研究发现,环北京市行政区划边界50公里范围内为污染物高排放带,改变估计参数、更换代理变量、删除特殊样本等一系列检验均证明了“灰边”效应稳健存在。北京市东部地区“灰边”效应的表现最为明显,非国有性质污染企业的高度聚集是形成环北京市污染物高排放带的主要原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之后的一段时间,“灰边”效应曾随着外围城市污染企业关停力度的加大暂时消失,但2010年之后环北京市的污染“灰边”再度出现。本文将环境规制因素纳入区位选择理论分析框架,为“中心—外围”城市间联防联控进行污染治理的必要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证依据。     

环境规制能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吗——来自环保重点城市“达标”与“非达标”准实验的证据

在面临稳增长和治污染双重压力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首次利用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空气质量“限期达标”制度这样一个自然实验,采用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及其制度异质性,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在短期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却会降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着环境规制的其他经济社会效应凸显,对经济增长的不利效应将逐步被抵消,并由负转正,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既受制于其内生的制度结构安排,又受到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市场化因素和政府质量因素.研究结果揭示,环境规制的“减排降污”效应影响有利于“经济增长”效应实现,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放大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和减弱扭曲效应.     

环境规制强度衡量的主要方法、潜在问题及其修正

环境规制强度能否有效测度直接影响实证分析的可靠性.本文从污染治理投入、污染物排放、综合评价和自然试验与替代指标四个角度对现有环境规制强度衡量的主要方法进行了总结.多维性和可比性是环境规制强度测度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多维性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规制措施和污染物排放的多样性上.地区间产业结构和行业污染强度的不同会导致现有环境规制衡量的可比性偏差,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趋势带来了环境规制强度的低估,甚至严重偏离实际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趋势.     

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自愿性环境规制路径——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作用与局限性为例

在经济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当前，兼顾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绿色转型对中国制造至关重要。本文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声誉和组织学习双重效应入手，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从国家认监委网站获得的企业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在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以ISO14001认证为代表的自愿性环境规制通过绿色声誉的需求引导和组织学习的效率提升共同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拓展讨论部分显示，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在需要大量技术投入才能减排的重污染行业较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企业的“漂绿”行为和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都会抑制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为充分发挥自愿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作用，除应降低参与成本、提高企业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外，政府还应从强化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来克服自愿性环境规制当前的局限性。     

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而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作用。同时,环境规制间接促使企业改善环境质量、树立"环境责任"的良好形象,赢得声誉价值。本文基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使用1997-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关系,但东部和中部地区则分别呈现倒"U"和"U"型关系,西部地区在立法层面虽具"U"型特征,却因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导致环境规制在执行过程中失效。此外,规制工具还可通过限制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与资源的消耗间接促进经济绩效的提升。     

企业产权多元化对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企业产权多元化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总体看来,行业国有化程度越高,产权多元化水平越低,水环境污染排放强度越低.门槛效应检验发现,不论国有化程度处于何种水平,国有化程度的提高都有助于改善环境,只是程度有些差异.当污染排放强度较低时,产权多元化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而当污染排放强度较高时,国有化才是缓解环境污染的最优选择.因此,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能放松国有企业的环保责任,更不能为了经济保值而放弃生态环境“保值”.     

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环境治理与贸易方式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注点。文章利用2000～2009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以“十一五”COD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事件分析法识别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从“量”和“质”上均促进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对基准结果进行假设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成本和提升技术水平两条渠道促进出口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加工贸易转型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贸易方式转型的效应更强。文章研究结论为加快对外贸易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在我国环境规制实现区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会遭遇污染产业转移、投资领域变迁等规避问题。为检验有关规制措施的有效性,本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相比,收缴排污费和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更加有效,这说明依靠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规制工具的选择。总体而言,财、税、费等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工具更适合我国国情。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收缴排污费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倒逼企业提高研发强度,进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且二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均呈现由弱变强、由不显著到显著的门槛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严厉的行政处罚阻碍绿色技术创新,且不管规制强度如何,地方性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显著影响。因此,为加强环境治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需要构建市场化环境规制体系、注重环境规制顶层设计的落地,并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不同地区的产业升级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设定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的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分析表明征税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有利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投资治理型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在全国范围内都不利于产业升级。     

“对手”还是“队友”:盈余管理语境中的卖空者和监督者

在卖空治理效应存在性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以盈余管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融资融券的自然实验数据,考察卖空治理效应所需的外部监督条件,以推进卖空机制治理效应的研究.根据盈余管理的动机,文章区分了阈值型和融资型两类盈余管理,并发现由于其背后分别对应着投机型和积极型两类监督者,监督强度的不同可能导致卖空机制产生不同的治理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卖空者对阈值型盈余管理没有显著的治理作用,而对融资型盈余管理则治理作用明显.本文将卖空治理作用的这种异质性归因于外部监督强度的差异,说明卖空者虽然打压了公司股票价格,但与部分监督者很可能不是“对手”,而是“队友”,并与这部分监督者发挥了联合治理作用.     

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模型的实证

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2006-201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环境规制强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而中部地区在滞后一期时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正效应。最后,针对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给出了制定差别化环境政策的参考。     

政府科技投入、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2009—2022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地研究政府科技投入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政府科技投入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不同省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影响关系,即初期有一定抑制效应,随后逐渐转变为促进效应。然而,政府科技投入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政府科技投入能让环境规制的拐点提前到来。从空间效应来看,政府科技投入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相邻地区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证实,但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出口——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在2009年成为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出口是一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是早期的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式导致污染物过度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降低环境污染、加强环境治理已成为如今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环境规制的相关政策,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必然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环境规制与出口贸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2—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出口存在着正向的创新促进效应和负向的成本增加效应。该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总效应取决于两者的叠加,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创新促进效应,最终减少了企业的出口额,缩小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范围。结合我国目前的出口发展以及环境状况,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倒逼机制,促进企业研发能力和产业结构提升;二是推行环保认证体系,加强绿色贸易体系建设;三是完善环境税制体系,更好地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代际责任。     

异质型环境规制背景下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绿色发展,强化环境保护制度。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大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重点在于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结合。鉴于此,以双向FDI和绿色发展的关系作为逻辑起点,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背景下双向FDI对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由于"污染天堂"与"底线竞赛"等现象存在,双向FDI会降低中国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当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时,由于"污染光环"效应以及寻找新"污染天堂"的需要,双向FDI合力促进高技术、轻污染产业集聚的形成,从而通过结构优化途径促进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此,未来我们在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重视引导双向FDI形成合理布局,特别是应该强化环境规制,因地制宜完善环境保护政策,激励双向FDI以减少污染损害,从而使得双向FDI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了企业排污强度吗——基于PSM匹配及倍差法的微观分析

本文基于一般均衡污染贸易模型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下污染排放的理论机制,运用PSM匹配与倍差法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总体上表现出负的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嵌入增加了中国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在间接效应上,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污染排放存在正的结构效应和负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加剧投入产出结构的偏污性增加企业污染排放,同时又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显著,而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因此,中国要警惕全球价值链向全球污染链的演变,在进行严格环境管制的同时加强要素结构优化与绿色技术进步,以减少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环境风险。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基于空间Durbin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取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工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Durbin面板模型探索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关系。实证结果发现:(1)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各地区样本,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减缓地区经济增速已经成为工业化推进中不可逾越的发展路径。(2)环境规制竞争对本地经济增长效应表现为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具有负向增长效应,而西部地区增长效应不显著。这既为探索共生型环境经济政策,又为制定差别化环境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不同污染密度、不同性质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不同。论文将环境规制分为环境政策和执行力度两个方面,并将执行力度引入理论框架,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而用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低排放行业外商投资企业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对高排放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环境规制对港澳台投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非港澳台投资企业不具有显著的影响;第三,环境规制对非独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独资企业具有非负的影响。论文结论在高污染行业监管、环境政策执行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碳排放峰值承诺的贸易开放政策——中国贸易开放环境效应与碳泄露存在性实证检验

中国承诺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碳排放增长“天花板”的量化确定与必然的产业调整强化了中国贸易排放效应和碳泄露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推导开放经济体SRIO模型,测算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来计算中国工业行业净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并作图对比高低碳行业贸易开放与碳排放的关系;然后基于2000-2011年20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回归分析不同行业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与碳泄露问题,并加入职工人数、研发强度、经济活动强度等控制变量验证结论的可靠性.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整体和低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但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未出现倒“U”型的EKC;低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对外贸易开放度提高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而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贸易开放则加剧了环境污染,从工业行业整体看,外贸开放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同时弹性值差异说明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对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制约了工业行业整体的环境改善效果.本文引入贸易开放与工业增加值交叉项检验工业行业碳泄露问题,发现低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和工业行业整体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出现碳泄露现象,但是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的碳泄露问题回归结果不能得到确认;通过构建虚拟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可能存在“污染天堂”效应.我国需要充分发挥贸易开放与环境效应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注重经济新常态下结构性环境规制;改善人力资本占比结构,实现减排路径从产业结构优化延伸至技术创新,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获取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所需的碳排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