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与企业技术进步: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样本,探讨我国企业进口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显示:进口对企业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在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两个方面,即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进口,剔除加工贸易企业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通过倾向性匹配和平均效应分析,本文发现选择进口的企业相比没有进口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并持续提高;出口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通过进口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相比一般贸易企业而言要低,但是依然显著为正;本文结果在不同采样和指标度量模型中均显示稳健。     

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影响渠道的分析

通过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测算出企业进口产品的质量,分析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影响渠道,结果显示:企业进口高质量的资本品、中间品以及消费品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能够通过加剧行业竞争,促进企业提升生产率,提高竞争力;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不同,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为正,中间品为负;中间品技术创新效应为负的原因是加工贸易中的来料加工占据中国中间品进口的大部分且其技术创新效应为负。     

资本品、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促进”抑或“抑制”

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总署进口贸易数据库,就资本品进口与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及其效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存在"进口中学习"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进口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集中体现在资本品进口中而非中间品进口;进口来源国及进口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影响上述促进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进口关联化、多样化与高度化的多维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分析中间品进口的关联化、多样化和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呈现产品种类扩大、关联度加深及内嵌技术升级的特征,中间品进口关联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倒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正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关联化正向调节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处于东部沿海省份及高生产率企业而言,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得到强化。在实施扩大进口战略中,不仅要利用不同形式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还需注重进口产品关联化的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的创新效应。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影响，本文提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假说；运用数字产品进口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测度方法以及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区分产品类别后发现，数字资本品和ICT产品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区分企业类型后发现，外资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用更大；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促进作用优于混合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分行业后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3）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对其有调节效果，而当地数字经济水平调节效果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应强调差异化策略，细化数字产品进口品类的优惠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数字贸易，根据行业类别、企业性质选择进口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最大效用。     

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企业提高生产率的更好选择吗——基于倾向评分匹配的实证研究

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否是企业提高生产率的更好选择是当前颇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一个话题。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倾向评分匹配对该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解答,以期为中国企业走出"价值洼地",进而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供微观经验指导。结果显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确会使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生"溢价",并且,该效应在时间上存在延续性,在程度上具有渐进性,但这种提升作用很有可能仅是企业通过生产工艺流程和组织管理模式等非技术性创新因素简单"改进"劳动生产效率而非以技术性创新因素实质提升资本生产效率以及深化资本的结果;不同嵌入路径下企业生产率的获得情况存在差异,其中,先出口然后再以中间品进口进一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所获得的生产率收益最大;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单单局限于事后,亦同样存在于事前,这可能与其在嵌入之前所做的筹备工作有关。     

进口贸易、生产率与企业创新

本文借助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构建了企业产品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进口价值替代变量,并从生产率的角度,对进口促进我国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进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生产率超过中位数水平的企业中显现。同时,机制检验发现,高生产率企业在吸收进口技术溢出和应对进口竞争时更具有比较优势。异质性分析发现,来自不同研发投入国的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则放大了进口对高生产率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和对低生产率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即使是生产率最低的一般贸易企业,进口也对创新起到了激励作用,而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能从进口中获益。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际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7—2015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各省进口贸易的国际研发溢出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应的影响,并控制了各省研发资本、研发人员的投入。实证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国际研发溢出对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资本品的进口。国内研发资本只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人员越多越能带来技术效率的改善。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只对东部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西部区域的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中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本区域内的研发资本投入。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严格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能使进口贸易研发外溢资本,尤其是资本品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资本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环境规制影响了我国中间品出口吗——来自中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将贸易部门分类与工业分类体系匹配,重新归并了23个制造业行业,并基于中美1998～2010年行业面板数据,分别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两种环境规制指标,在考虑外资开放度、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平均规模等变量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间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以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分别度量环境规制水平,二者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对美中间品的出口,其中对清洁行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污染密集型行业;TFP提升和外资流入促进了清洁行业的中间品出口,企业规模则不利于其出口;而外资流入和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污染密集型行业中间品出口。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进口产品异质性的新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合并数据,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三个可能的渠道,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主导作用。进一步地,产品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尤其是从G7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有限;第二,零配件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强,其次是加工型中间品,而初级型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外商独资是否会提高企业生产率

近年来,新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多以独资形式出现,已有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也朝着外商独资的方向转变。在此背景下,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对外商独资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外资比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次,独资企业存在所有权优势传导机制,即独资企业研发比例越高、内部管理强度越大、销售与广告投入比率越大时,企业生产率提升也越快;再次,在行业和地区异质性方面,外商独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体现得较为显著,外商独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此外,在加入WTO后,外商独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也更加明显。     

信息化冲击、交易成本与企业TFP——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建设一般伴随着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意外”提升。本文将中国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信息化冲击的自然实验,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和上市公司匹配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三重差分法(DDD)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化冲击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资本密集度更高、规模更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国有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对于非交易行业,交易行业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明显。     

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

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技术进步、追赶国际技术前沿的有效途径,也是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进口贸易利益的来源之一;但在国内要素价格负向扭曲条件下,生产要素与中间品相对价格变小,从而导致包括进口中间品在内的中间品投入种类减小。基于上述判断,本文以中国数据为例,实证研究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对其进口中间品多样化的影响,从而为分析市场扭曲与贸易利益的关系提供一个经验事实。本文认为: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呈现递增趋势,企业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呈现递减趋势;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水平,这一降低作用对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东部地区和一般贸易更明显;而且劳动力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影响大于资本价格负向扭曲;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政策含义是,尽快实现国内要素价格完全市场化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摆脱企业对低工资、低价格的过度依赖而丧失技术创新和模仿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中间品多样化和贸易利益。     

中国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地理集聚与企业绩效

本文研究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与地理分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采用LP法计算企业生产率,构造市场集中度指标和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两个集聚指标,进行了多方位的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的市场集中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代表专业化水平的地方化经济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度量行业间多样化集聚的城市化经济对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市场集中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不明显,控制市场集中和地理集聚后,出口企业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     

政府效率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数据的分析

在分析政府效率竞争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基础上,结合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构建评价政府效率的多维度体系,利用数据包络方法量化中国省际政府的政府效率,实证检验政府效率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政府效率竞争在初期通过"治理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政府效率的改善又会通过"市场配置效应"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政府效率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区别企业所有制属性、技术水平和所在地区后呈现出显著差异性。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应继续致力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政府效率,促进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先将要素价格扭曲系数引入分析框架,构建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采用OP法分别估算出中国制造业29个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错配系数,再通过1999—2013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企业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分行业研究显示,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最为显著。因此,亟待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减弱金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内生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下的生产率效应——基于WIOD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跨国制造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2SLS)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后向参与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整体上,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前向参与产生的促进作用略大;融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生产网络的生产率效应相对较大;相较于低生产率制造行业,高生产率制造行业通过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的生产率效应均能通过"技术效应"与"资源再配置效应"而实现;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都有利于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但不同经济体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应存在差异,即高收入发达经济体通过前向参与促进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中低收入经济体则不存在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应。     

贸易自由化、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大型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将贸易自由化分为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同时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克服联立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即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的"正向效应"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的"负向效应"。在区分企业出口状态、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规模大小之后,研究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会对不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关税减免的情况下,非出口企业从贸易自由化中的受益要大于出口企业,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大,其次是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反而会降低。     

离岸服务外包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发包与承包双重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包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发包与承包双重视角,深入考察了离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2—2014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发包与承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发包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承包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行业技术密集度的增加而增大;承包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经验发现为中国外包战略的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启示。